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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经济增长源泉仍然可以说人口红利，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是一个新的人口红利，或者说是人才红利。我们可以做三件事儿：一是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二是提高教学质量，包括提高和人工智能竞争的能力，最好的年龄是早期；三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农村常住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因此未来培养人力资本应该从农村抓起，从早年抓起，这里涉及到多重的外部性。第一，教育本身就有外部性，有社会效益；第二，儿童的早期发展更是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总的回报率；第三，农村的人力资本要外溢到城市的，因为未来的城镇化会从现在的66%到80%，甚至更高，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人力资本是向城市外溢的，也是支撑中国增长的。最后一点，我们干预了今天的教育公平就会正面影响到社会流动，因此它会产生跨代的效应，因为我们讲社会流动的时候主要是讲代际流动。所以说它是一个多重的外部性，是非常值得的。

阳光起点计划是民间发起，希望逐渐看到了效果以后能够上升为国家政策。现在是一个好的时候，是一个机会窗口。

我将其命名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三期叠加”。第一期，叫“瓦格纳加速期”。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特别是政府的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是逐渐提高的，人们把它叫瓦格纳定律或者法则。最显著的是发生在人均GDP100美元到23000美元之间，这个时期是什么？就是我们从今天到2035年的这个时期。因此，瓦格纳定律的中国版叫做瓦格纳加速期，就是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这段路途中经历的。因此我们既然比国际一般水平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还低一些，尤其是我们这个政府支出更多地花在投资，而不是社会福利，因此我们还是可以赶超的，也正好利用这个时期。

第二期、第三期是未来继续增长。公共教育投资就继续增长，同时孩子在减少，受教育的在学人群总体上也在减少，这个时候就可以延长教育阶段，使他们更加符合教育规律。

户籍制度改革和教育、人力资本培养都有一石三鸟的效果。

一是要认识到户籍制度是现在出现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这个现象的根源。我们布置了很多政策，但是正是因为过度的流动性和他留在家里，不跟父母在一起，因此很多政策都不能穿透到孩子身上去。

二是父母更好地承担养育照护的责任。由爷爷奶奶来教育孩子、抚养孩子终究不如父母好，因此你缺了家庭这一块儿，其实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孩子的教育环境，因此也会阻碍社会流动，因此我们户籍制度改革也是消除这个的重要制度改革。

三是可以破解学校的撤并悖论。大规模的学校在撤并，全在农村，城里没怎么减少，但是很快也要减少。减少的意思是什么？没那么多孩子了，不需要那么多学校了，当然还有城镇化的原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城市幼儿园、小学减得特别快，但是仍然没有把农民工的孩子充分地纳入到公立学校里和公共幼儿园里来，这是一个悖论，有资源了但是还没有覆盖到所有人，因此只有户籍制度改革是根本性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阳光起点：十万农村婴幼儿入户养育指导行动计划”启动仪式5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原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以上为演讲精要来源：新经济学家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