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研究中的学术著作：理论进路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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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沈费伟，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祖云，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乡村治理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研究，得到了学界、政界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从乡村治理研究中的学术著作出发，使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0-2014)统计数据，根据引文分析法，选出了其中最有学术影响的前100种乡村治理学术著作，并利用消费经济学理论探究了学术著作与国家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学术著作的总体性特征进行分析，同时借此反思了当前乡村治理的研究方法。最后，就如何在经验研究中拥有全球视野进行了重点阐述。

R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field of attention for the academia,politics,and the media.This paper selected 100 research publications about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2000-2014 Chinese Social Science Index using citation analysis,and further analyzed the dynamics between researches and national polic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publications.On such basis,the authors provide their views on how to further improve these research by add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自1998年，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们最早提出“乡村治理”的概念以来，理论界对于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关注与研究长期处于升温的态势。“乡村治理”作为一个公认的学术话语、公众话语与合法话语，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从目前我国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来看，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学术著作、期刊论文与学术会议，并形成了多种分析范式与解释框架。学术著作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是科研成果、思想的系统化总结和升华，对于传播学术思想、保存重大研究成果、指导科研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马俊、王静，2013)。学术著作相较于期刊论文和学术会议，具有更强的系统性、逻辑性、综合性、问题导向明显等特点，无论是整体上的谋篇布局，还是局部上的分条论述，对于乡村社会各类问题的探讨都十分深入与细腻。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其中的学术著作(包括学术专著、学术编著、学术编写作品、学术论文集)之于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反思，试图明确学术著作在乡村治理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本研究的目的旨在于对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学术著作的概况、乡村治理学术著作与国家政策的关系、乡村治理学术著作总体性特征以及乡村治理如何在经验研究中拥有全球性视野等问题进行尝试性回答。

一、“乡村治理”学术著作的选择：基于CSSCI的检索

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考量和查看乡村治理学术著作在研究中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影响，最佳的体现是该学术著作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得到了参考引用，引文分析毫无疑问是明确当前乡村治理学术著作在整个乡村社会问题研究中的最有说服力的一种便捷、有效的方法。图书被引次数的多少，显示其研究内容被学界所关注的程度，同时也说明该图书对本学科领域的影响力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推断，图书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它的学术影响越大(苏新宁，2009)。由此，我们借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对其中2000-2014年的学术论文引用的乡村治理领域的学术著作进行了统计，选出了其中被引用次数前100种的学术著作。在这中间，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学术著作被引用的次数与其出版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另外被引用的学术著作次数是一个积累的数值，近期出版的学术著作可能引用的数量会相对比较少，早期出版的学术著作被引用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为了使我们选出的学术著作较少的受到出版时间的影响，本文所关注的是CSSCI中学术论文引用15次及以上的乡村治理图书，或者从学术著作出版年算起，年均被引用五次以上的学术著作。另外，尽管乡村治理概念是在1998年被正式提出，但是关于乡村问题的研究却在这之前就已经盛行，因此，在著作的选择上，我们也将1998年之前的图书纳入研究的范围之内。我们将检索到的乡村治理学术著作结果进行合并、去重，最终得到学术论文中引用最多的乡村治理学术著作统计情况(见表1)。

表1 学术论文中引用最多的乡村治理学术著作

分析表1中的学术著作，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著作共九本，其余91本均是国内学者对于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国外学者对于乡村治理研究的著作被引用总量远超于国内学者的学术著作，其中国外学者黄宗智比较突出，其《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不仅位居乡村治理被引著作榜首，而且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也位列前50名。除此之外，需要指出的是，早期中国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学者的许多乡村治理学术著作对于乡村社会研究的开创与积累起了重要的引路作用，比如，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毛泽东同志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张厚安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以及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等。

对表1中学术著作所涉及的讨论主题分析，我们发现基本上覆盖了乡村政治、乡村经济、乡村文化以及乡村社会管理等领域，这和乡村治理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研究来说是相符合的。另外，从我们对海外的乡村治理著作的分析来看，外国学者的思想大多是以译著的形式产生影响，在我们所列出的九部海外乡村治理名著中都是译著，这说明我国学者较少直接借鉴外国学者的原著观点，绝大部分都是参考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乡村治理国外作品。入选的100种学术著作的学科背景大都是政治学和社会学，其次是经济学、历史学以及法学等，这和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研究力量是相吻合的。

二、消费经济学视角下“乡村治理”学术著作与国家政策的互动

消费经济学作为传统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50年代以后逐步走向成熟。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研究为消费经济学的地位奠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之后，米尔顿·弗里德曼、佛朗哥·莫迪利亚尼以及加里·贝克尔等多位经济学家都对消费经济学“添砖加瓦”，使其学科理论更加健全、知识体系更加完善。消费经济学是一门实用的科学。消费经济学家主要关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帮助消费者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其研究结果对消费者的生活应有直接帮助。在美国，许多学者的研究课题都很实际，像如何帮助消费者养成储蓄的习惯、如何准备养老费用、如何帮助消费者解脱债务，等等(徐印州、肖经建，2006)。另外，消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人们的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应作用，揭示消费的机制、方式及其活动的规律。在内容上，消费经济学既包括了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即消费关系，也包括合理组织社会消费力的问题(宏海，1982)。

在乡村治理的学术著作研究中，任何学术产品都是时代的产物，它也是时代需要的精神产品与政策产品，我们如果从消费经济学视角出发，那么学者是学术产品的提供者，社会与政府是学术产品的消费者。这里面的历史合理性体现在：首先，它是乡村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问题，其次，社会与政府需要此类现象解释与问题处理的学术产品与政策产品；最后，学者提供这样的学术产品，以满足社会与政府的需要。乡村治理的研究是伴随着政府对于“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政治重视而逐渐在学界兴起的新兴研究领域。通过考察乡村治理学术著作的出版时间、研究主题和国家在农村中的宏观政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国家的政策方针引领着整个乡村治理研究的进展与嬗变，体现出较强的历史逻辑性和现实启示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的内忧外患拖垮了我国的工业经济发展，政府为了更好地发展工业，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在农村社会中开展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运动，意图通过城市向农村汲取资源的方式，来助推城市的经济发展。然而，人民公社模式下的乡村治理，扭曲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激化了乡村社会矛盾，阻碍了乡村社会的正常分化，破坏了农业生产，影响了乡村文明的发展(冯石岗、杨赛，2013)。因此，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全国开始废除人民公社制度，重建乡镇政府，实现政社分开。在该文件影响下，截止到1985年，全国大概5.6万多个人民公社全部进行了改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9.2万多个乡(包括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约束了当时政府全面干预农村的行为，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实现自主治理，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不过，这一甚为重要的基层治道变革，因其处于“乡村底层”而在当时并未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该法案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针对农村问题出台的第一个正式法案，标志着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开始起步。紧接着，1990年9月，民政部颁发了《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前行和发展。在这些政策推动下，一些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学者出于学术自觉，开始将村民自治及其相关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最早将目光从对国家政治的研究转向对乡村社会的关注是一群怀有远见的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1980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张厚安先生率先提出“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即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立足于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在此之后，华中村治研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徐勇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也提出村治研究要“三实”，即“实际、实证、实验”的研究风格。在这些起引领作用并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的努力下，理论界许多学术著作开始陆续出版，1992年，出版了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3年，陈吉元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出版；1995年，张厚安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出版，随后王琢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论》、陈吉元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以及郑杭生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也相继出版。这些成果的出版是学者对国家层面关于农村政治改革的积极回应，也暗示了理论界的学术重心开始从对国家上层政治的研究下沉到基层乡村治理的考察上。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为了继续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制定了城市偏向政策和确立了城乡二元体制，通过价格剪刀差、农业税收、农村金融流出等各种手段从农业中汲取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使得城乡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农村人口流动加剧，这些严重影响到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此背景下，为了扭转这种恶劣的现象，2000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几个主要问题和对策措施的意见〉的通知》，以及同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市县乡人员编制精简的意见》，这些文件中都提出了撤并乡镇，建设农村的思想。2002年，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更加系统地提出包含“统筹城乡发展”在内的五个统筹。针对城乡二元结构分化、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以及农民天然的弱势地位和收入缓慢的情况，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出台《中国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同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出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200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国家层面的这些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了理论界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路径。2000-2005年，是学术界对于乡村治理研究走向成熟的阶段，被引用的学术著作的总量也达到了“高峰”，分别为：2000年13本，2001年14本，2002年12本，2003年8本，2004年7本，2005年6本。在这期间，乡村治理学术著作的研究主题开始呈现丰富化、多元化特征，例如，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具体有：2000年出版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温铁军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程同顺的《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2001年出版的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许经勇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究》；2002年出版的陆学艺的《“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2003年出版的徐勇的《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等。关于新农村建设、农村城镇化发展等主题的研究，主要包括：2000年出版的辜胜阻的《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秦润新的《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2001年出版的柯兰君的《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鲜祖德的《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2002年出版的樊胜根的《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2004年出版的李培林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故事》、刘怀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论》；2005年出版的农业部课题组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若干问题研究》等。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代表性的有：2002年出版的徐小青的《中国农村公共服务》；2003年出版的林万龙的《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宋宏谋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2005年出版的陈锡文的《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与实证研究》、成思危的《改革与发展：推进中国的农村金融》、何广文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等。此外，还有对于农村土地问题、乡村人口流动、村民自治问题等研究主题的关注与探讨。

上述两个阶段的乡村治理学术著作和国家政策互动，直接引起了接下来政府对于乡村治理的高度重视，特别是2005年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国家针对“三农”问题又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2008年9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促进以城带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强农村基层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建立城乡一体化制度。另外，2004-2015年，政府每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于“三农”问题，其中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共涉及五大方面，从我们对内容的解读上来看，发现至少有三大方面都与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建设，规范政府行为有关。

反观理论界，政治层面的关注使得在2005年之后，乡村治理研究还是处于升温的状态，但是从选择出的乡村治理学术著作看，其被引用图书数量明显不及前一阶段，这中间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例如，学术期刊引用的乡村治理著作受到时间的影响，学者们倾向于发表期刊论文，等等。从我们的统计结果显示，2006年4本、2007年1本、2008年3本、2009年3本、2010年1本。在研究主题的关注上，除了沿袭前面的主流乡村治理话题外，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层面，其中代表性的有：2006年张静的《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叶敬忠的《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2007年韩俊的《中国农村金融调查》；2008年贺雪峰的《什么农村，什么问题》、盛来运的《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2009年贺雪峰的《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和《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徐勇的《现代国家乡村社会与制度建构》，以及2010年贺雪峰的《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等。

综上所述，学术研究与国家政策、理论界与政治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两者表现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相互递推、共同发展的态势。从现阶段我国学界对于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学术著作成果来看，笔者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即最切合社会历史问题的著作，它的影响力越大，它的理论价值也越大。例如，在2000年以前，乡村治理研究主要关注规范政府在农村中的权限、推进村民自治、城乡发展不平衡引发人口流动等问题，这就导致了在理论界，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被引73次)、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被引98次)和《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被引32次)、杜鹰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被引61次)等学术著作的被引用较多。2000-2005年，国家的政治关注从村民自治转向农村建设、“三农问题”、乡村发展等层面，因此，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被引106次)、张杰的《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被引110次)、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被引77次)、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被引77次)、温铁军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被引60次)等学术著作被引用较多。2005年之后，国家针对城乡二元结构、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等问题出台相关政策，因此，陈锡文的《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与实证研究》(被引33次)、贺雪峰的《什么农村，什么问题》(被引27次)、农业部课题组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若干问题研究》(被引26次)等学术著作影响力较大。

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学界关于乡村治理学术著作的研究成果确实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这些理论研究为构建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丰富乡村治理学科体系，提供了大量的学术资源与独特的研究路径。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法、田野调查法以及数理统计法等)、多维性的学科视角展开(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多角度的核心概念(乡村治理、村级治理以及新农村建设等)解读以及多样化的研究路径(个案叙述、理论铺成以及量化分析等)都聚焦于一个问题：乡村治理，这种学术研究的深度和理论思考的广度持久地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沈费伟、刘祖云，2015)。

三、“乡村治理”学术著作的总体性特征及对方法论的反思

纵观选出的100种乡村治理学术著作的总体性特征，我们发现，乡村治理个案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田野调研的研究越来越真实，总体来说，经验研究开始在中国发端，并逐渐与规范性研究共同成为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学术研究的两种主要研究类型。

(一)个案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

个案研究(case study)，又称案例研究或个案研究法，罗伯特·斯特克认为个案是一个“有界限的系统”(bounded system)，他进一步将个案研究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内在的个案研究(intrinsic case study)、工具性个案研究(instrumental case study)和多个案研究(multiple case study or collective case study)(卢晖临、李雪，2007)。李普哈特认为，个案研究由于专注于单个个案，即使在研究者可利用的资料受到相对限制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精细的考察。他将个案研究分为六大理想类型：非理性的个案研究、阐释性个案研究、假设构成个案研究、理论增值个案研究、理论减值个案研究、异例个案研究。前两者是对个案本身的兴趣使然，后四者是因为对理论建构的兴致(王敬尧、周凤华，2003)。一般而言，个案研究必须回答下述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是否某些特性尚不能用现有理论加以解释？能否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个案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寻求解答上述问题的过程。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四个步骤：一是从客观世界中搜寻和确定有意义的个案；二是收集个案素材，真实、客观地描述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三是充分地分析个案中的各个变量要素，并从中归纳出一个或数个经验性的结论(彭兴业，1998)。

个案研究的最大优势是，集中于单个案例可以使案例得到深入考察，即使在研究者可支配的研究资源相当有限的条件下也能做到这一点，其最显著特征是“描述客观世界的真实故事”(周忠丽，2011)。正因为如此，个案研究在乡村治理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村治学者通过深入农村，扎根基层，往往能够获得相当丰富的资料与素材，从而形成对整个村庄的直观性、全局性认识，这是当前乡村治理领域的学者所习惯使用的研究套路。许多乡村治理研究者的成果与著作都是在对村庄个案进行深度剖析与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例如，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李培林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故事》、王铭铭的《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村落视野中的文化和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以及《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董磊明的《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秩序与权威》、折晓叶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等。由此可见，个案研究作为村治研究的一种主流分析方法，赢得了许多学者的认可与推崇，其在乡村治理研究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个案研究在产生大量乡村治理研究成果的同时，学界也对个案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具有普遍性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在这个问题上，众多名家学者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华中乡土派代表学者吴毅(2007)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与理由是不依赖于科学——实证化研究而独立成立的，用量化的标准，以代表性、普遍性去拷问个案研究，只会给以质性研究为目的的农村研究带来伤害。王宁(2002)认为，个案不是统计样本，所以它并不一定需要具有代表性。个案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某个(或几个)案例的研究来达到对某一类现象的认识，而不是达到对一个总体的认识。王富伟(2012)指出，像统计调查研究一样，个案研究最终呈现的结果是一项知识，这一知识是否有意义在于它能否增加新的认识，即能否促进知识的增长。知识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相应地，知识增长也包括两个方面：扩充对经验事实的认知与提出新的理论见解。在这里，我们也非常赞同上述学者的论点，对于村庄个案的现实考量能够清晰、完整地呈现乡村社会的全局图景，有利于形成从局部到整体、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学术转换，对于研究乡村治理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个案研究的影响力日趋增加，乡村治理领域的学术成果也愈发具有说服力和生命力。

(二)田野调查的研究越来越真

田野调查，又称“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住居体验等方式与被研究者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了解，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范正勇，2007)。田野调查作为社会人类学最主要的方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从最早的B·斯潘塞、F·吉林、A·C·哈登，再到博厄斯、里弗斯，以及后来的马林诺夫斯基、A·R·拉德克利夫·布朗等，都是著名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先驱，其中马林诺夫斯基为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树立了实践典范。他主张研究者做深入的、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是为了能够贴近调查对象，达到从当事人的观点看当地文化的境界。这种由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移情”式(empathize)主位研究似乎成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不言而喻的最高原则(刘海涛，2008)。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人类学界基本上达成了对田野调查的几个认同：时间上要求一年以上的周期；空间上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很多时候是一个村庄；技巧上要求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语言上要求对当地语言的掌握；方法上强调整体论；理论上要求完成某种新理论的证明(宋文生，2014)。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实地调研也是近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学者在研究农村问题过程中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这种扎根于乡间田野，通过研究者在村庄中的所见所闻，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路径，不仅可以很好地把握，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也有利于真实地反映村庄的整体面貌，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学者们应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产生了许多乡村治理方面的优秀成果，例如，曹锦清在调查了河南乡村后，写成了《黄河边的中国》；吴毅在走访了川东双村后，写就了《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杨懋春在考察了山东台头后，完成了《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董磊明在观察了宋村后，创作了《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秩序与权威》。此外，张厚安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侯建新的《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刘林平的《关系、社会资本和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和《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陈小君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等，也都是来自于田野调查的学术成果。

在我国，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田野调研比较典型与知名，前者以“百村十年”调查为主要平台，每年动员数以百计的本科生、研究生到农村调研，后者则自2007年以来，每年都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调研”，仅每年暑假集体调研规模即超过百人，一般同时在多省数十个村开展驻村调查(贺雪峰，2014)。长期的田野调研实践不仅拓展与深化了乡村治理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而且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乡村治理学术成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来自“田野的灵感”直接推动了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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