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网2024年10月11日发布:雷望红：不宜用理念或概念为中国教育实践指示方向

1949年，我国小学净入学率为20%，初中、高中、高等教育阶段的毛入学率分别为3.1%、1.1%和0.26%，1950年学前教育阶段毛入园率仅为0.4%。而据教育部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我国已拥有各级各类学校51.85万所，各级各类学历在校生2.93亿人，专任教师1880.36万人，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入学率方面，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89.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5%，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为91.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9.6%。

国家对于全国教育经费的支出也是连年增长。自2012年起，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连续保持4%以上。截至2023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4595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50433亿元。

经过国家的大力建设，我国中小学设施设备配备达标率逐年提高。目前在体育运动场馆、体育器械、音乐器材、美术器材、数学自然理科实验仪器等设施设备的配备上，达标学校均已超过90%，各类学校校舍面积和现代化程度逐年提升。

西藏昌都市芒康县盐井中学学生在上化学课。资料图：新华社

在国家大力投入教育事业的背后，我国教育正在加速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除了对各类学校进行经费投入和硬件设施保障外，我国还在教师队伍建设、思想价值引领、教育评价体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协同育人机制等方面下了大功夫。教育系统更加注重树立科学的育人观，坚持正确导向，强化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求。

二、中国基础教育实践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化

当前的时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中国的基础教育而言，其实践同样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化。

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其变动性、剧烈性、渗透性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比拟的。这无疑给中国的教育实践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能性。

第一，基础教育阶段不同主体关系的变化。

进入新千年之后，我国实行了一项影响深远的税费政策，即取消农业税费。由于我国乡村学校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农业税费中的教育提留部分，取消农业税费之后，乡村学校失去了教育提留的资金来源。

在取消农业税费没多久，我国很快在城乡学校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停止收取学生的学杂费，这一政策给我国的基础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直接效果上来讲，国家承担了学生义务教育和学校日常运转的开销，为学生家长减轻了教育负担。但是，这一政策也由此改变了家校关系、政校关系和师生关系。

在家校关系方面，部分家长的教育心态从“教育是家庭的责任”变成“教育是学校的责任”，从“自己花钱购买教育”变成“国家花钱享受教育”，家庭对学校的要求越来越多，介入也越来越多。

政校关系方面，由于国家包办教育，国家对教育目标、教育质量和教育规范等方面提出要求，并不断增加对学校的考核和检查以加强对学校的管理，由此使得学校的日常事务不断增多，自主空间不断压缩。

在师生关系上，家长介入和政策要求使得教师权威下降，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之于学生的角色，从传道授业解惑者转变为底线安全保护者，知识教育和规则引导等功能下降。

第二，教育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速。

在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大量乡村学生进入城镇学习，年轻教师不愿意到乡村学校任教。城乡学校的教育资源配置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国家不断向乡村学校投入资源、进行政策倾斜，努力弥合城乡学校之间的基础差距；但是另一方面，乡村学生不断进城，乡村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快速衰败，如何着眼未来、兼顾当下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成为中央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要任务。

在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还面临着来自地方政府发展要求的影响。一些地区将县域教育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筹码，比如通过建设“教育新城”带动地方房地产事业的发展，教育资源的投入与当下百姓的教育需求不相匹配。

第三，乡村短期巨变与乡村问题学生增多。

在社会层面，城市化的发展提高了青年一代的婚姻成本，进城买房成为结婚的标配，“天价彩礼”现象突出，婚姻的市场化与资本化使得婚姻缔结的成本变高，同时也使得婚姻变得脆弱、家庭变得破碎。

当前，乡村学校中，问题家庭的学生比例不断增高，“跑妈”现象突出，离婚家庭增多，家庭完整性被打破，不仅严重影响到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而且也大大提高了乡村学校的管理难度。

第四，网络社会对基础教育的巨大影响。

网络世界既丰富又复杂，几乎所有的城乡青少年儿童都与网络发生了关联，尽管网络具有一定的正向意义，但是不乏一些青少年陷入到网络游戏中，成为网瘾少年。网络时代对青少年至少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因手机游戏占据大量时间精力而影响学业；

二是网络世界价值观与现实世界价值观相冲突，不仅改变了学生的认知，而且导致学生出现认知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频发，乃至偶有自杀现象，与网络社会的影响不无关系；

三是网络世界的知识丰富而庞杂，学生借助网络世界的知识体系去应对甚至消解学校规则，导致学校的权威性被削弱，学校的良性秩序被打破。

学校教育如何面对和引导深受网络世界影响的学生，是当下基础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挑战。

现在很多未满18周岁的小孩子会拿爸妈的身份证绑定游戏账号。

第五，学校非教学型任务猛增与学校管理“不出事化”。

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教育领域也开展了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工作。国家对于学校教育管理的规范化要求不断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校的规范化程度和管理效率，但也不免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出现教育形式主义和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学校为了应付上级提出的各种任务疲于奔命，这一问题有望通过基层减负政策逐步得到解决；

二是出现中小学管理幼儿园化的问题，在涉及安全问题上事无巨细，在学生犯错时不能批评要呵护，学校教师像“保姆”一样照顾学生，教师的负责不仅增加了自身的工作压力，而且也阉割了学生在挫折中成长的可能。

尽管“安全无小事”，但是现在对于安全问题的过度重视极大地影响了学校的运转效率和教育规律，并由此滋生了基层教育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即为了避免出现问题，就尽量规避错误，不做或少做。此外，在规范化的要求下，学校和老师的治理手段减少了，当学校被学生或家长“绑架”如出现谋利型“校闹”、“闹访”时，学校没有办法应对，涉事教师就成了无辜的背锅侠。

第六，县域城乡家庭育儿观念变化与育儿的精细化。

我国的80后、90后家长，不同于前面世代的家长，后者对子女的养育会更加粗放、随意，而前者对子女的养育则更加精细化。

这种转变之所以会发生，一是与少子化有关，因子女数量少而更加珍视孩子；二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生活水平都迅速提高，对于子女更加舍得投入；三是新一代的家长文化水平比上一代家庭要高，且因社会的流动速度加快，网络信息的传播等，使得新一代家长们掌握的教育方法更多。

新一代家长不仅舍得为子女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比如上培训班、陪读、托管等，他们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因此会积极介入到学校的教育管理中，如参与家委会、参加学校各种活动等。

新一代家长育儿理念的变化以及对于教育的参与，使得学校需要面对多元化的家长群体，学会与新一代的家长相处，并探索建立更为合适的家校合作模式。

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参加亲子趣味游戏。资料图：新华社

第七、产业转型升级与国际竞争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

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对国家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国产业竞争体系中，我国的产业发展长期处于中低端位置，以至于在利润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无论是从长远发展来看，还是从现实发展处境来讲，改变这一地位迫在眉睫。

我国在2013年左右开始着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我国需要大量可以解决卡脖子技术的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大量能够适应智能制造转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成为当前要解决的关键任务。国家的人才培养需求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目前国家已经实施产教融合战略，着眼于国家产业发展导向的人才培养。

需要注意的是，在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与基础教育竞争的互构下，我国中西部地区近几年出现了“半工半陪”现象，家庭内部分工高度服从于子女教育需要。如何将家庭教育发展需求和国家人才培养目标相融合，如何将学校人才培养过程和社会人才需求结构相契合，是我国教育事业未来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此外，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学区房制度相耦合，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我国基础教育的空间布局，使得社会分化与教育竞争问题尤为突出。教育产业化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基础教育的重要因素，民办学校的强势进入、培训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智能化、教育数字化等概念的提出，都使得基础教育的环境变得既丰富又复杂。

三、不宜用理念或概念为中国教育实践指示方向

我国基础教育的实践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各种挫折和误区。

曾经一段时期，中国的基础教育界流行各种教育理念，一些学者或实践者尝试使用这些理念指导中国基础教育实践，其中不乏生意人通过兜售理念谋取暴利。那些教育理念的理论逻辑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完美理念的落地需要环境条件。换言之，由于理念或概念是逻辑自洽的，从理论上都能说得通，而实践是复杂的，当用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曾经有些教育研究者用教育理念抨击教育实践，比如将我国多年来的基础教育实践定性为“落后的应试教育”，提倡“先进的素质教育”，但是却忽略了应试教育中积极的因素和环境的约束，同时也未看到素质教育落地的条件限制，结果在推行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不仅破坏了传统教育的精髓，而且还滋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同样，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关于乡村教育如何振兴，有学者仍然在进行理念指导，却不顾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性和必然性。面对复杂的教育现实，继续以固化的理论或理念指导中国教育实践，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中国当前的基础教育环境异常复杂，没有可直接参照的模板。在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理解我国基础教育的三大属性：

一是个体性。个体性是指对人的教育，即教育要关照人本身，契合人的成长规律，实现对人的培养，每个个体都是可塑的，是教育的对象。

二是社会性。社会性是指对人的教育不是处于真空地带，不是完全纯粹的，而是要与社会紧密结合，人的教育过程也是社会化的过程，教育本身不能脱离社会情境和社会需要，教育的过程也要关照时代，理解时代和时代中的人。

三是国家性。国家性是指教育要与国家发展需求相结合，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的结构要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高度嵌合，回应国家的发展诉求。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基础教育发展的定位，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在于，教育必须始终是社会流动的助推器，“读书改变命运”是绝大部分底层家庭奋斗的唯一希望，也是社会良性运转的最大推动力量。为底层家庭保持阶层流通的渠道，而非将教育变成强化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的“帮凶”，是我国基础教育实践的根本定位，也是最本质意义上的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