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融合中传承中华文化

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成立伊始召开的中华文化“两创”学术研讨会,探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主题,汇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西安师范大学、深圳大学、贵州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和《孔学堂》杂志、孔学堂书局等国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二〇一四孔学堂共识》,推出孔学堂“阳明儒学(文化)创新奖”、“阳明儒学(文化)推广奖”。

专家们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问题,深入研讨如何把握时代脉搏,经世致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思想成果,为当下中国现代化的事业作出贡献。

从传统到现在的发展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教授,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民主,中国民主的传统体现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有着非常久远的传统,是当代民主思想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推动中国现代民主建设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的优点是强调了立官为民的政治目的和权力来源。现代化民主思想,一是为人民的统治,一是由人民的统治。以人民为政治主体,应该是现代的民主。

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教授,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贵阳孔学堂推出这样的实践方式,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文化复兴的大潮中,有一种新的模式和迹象,尤其是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应该是我们创造新的中华文化的基础。从学术研究的视野来讲,我们也要去关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活动和中国向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在新时代的儒家思想现实境遇的再叙述,用现实来定位是我们要去发掘的资源。“儒马”对话差不多有10年的光景,我想孔学堂的这个活动,是从行动的层面上创造一个平台,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迪。

舒大刚(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兼古籍所所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前所从事的学术性研究是从经典出来又产生经典著作和经典成果,叫做“经典儒学”。但现在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大众,要为大众介绍一些东西,叫做“大众儒学”。前者属于学术、传世,后者属于应用、普世。应该在“两创”指导下介绍民众的信仰、信守的观念、儒学的传统知识、道德系统和行为守则。在现代大众和社会需要的前提下,讲清楚儒家的信仰体系、价值取向、道德体系、知识体系、技能体系,我认为对现代国人素养的提升,现代社会秩序的改善,会有好处。

姚新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贵阳孔学堂以儒学为主,当然也兼顾中国各种各样的传统学说的现代化转换。“两创”是一个大环境、大背景的东西。中国现在处于一种急遽变化的状态,国力增强,已经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之中,我们从其他文化里能学到什么东西。中国文化是很优秀的,这一点西方人也承认。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化其实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当今在考虑中国文化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候,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直接讲就是从传统到现在的发展。中国离不开世界,而且对于世界的文化发展要起到自己的作用。

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

欧阳祯人(武汉大学国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欲入黄河,学满泰斗。中国文化的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当中相关的书是很多的。深入研究经典,对经典的事实要了解。行,知行合一。要功于实,精于全,真正的落实。我们把古人的东西学习了,再把现代西方现代文明程度很高的东西学习了,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贤者、圣人的生活方式,与现代西方文明程度高的地方的人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这些东西不能分开,分开了,讲中国传统文化就不现实。

丁为祥(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汉唐的礼文化对中国传统有一个解读,就是从公元前后传到中国来的佛教,经过800年与中国文化激荡和融合塑造的宋明理学,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理解宋明理学,我总感觉理解不到位。由此反思,就是“一定要原汤化原石”,一定要把古人的语境和脉络重新还原出来,借助良知精神,落实我们每个人做人的底线。沿着这个主体精神站出来,然后把天理作为我们取值的一个标准。

吴震(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儒学世俗化这个说法,有学者可能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儒学本身就是世俗的东西。“世俗”本来是一个宗教神学中的概念,但事实上在先秦时已经出现过,这个概念是中国本身的概念,不要忌讳使用“世俗”这个词。从儒学的角度来讲,世俗不是坏的而是好的东西,中国儒学的世俗化到了宋明以后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以,今天中国要把儒学推广到大众,我们应当从中国儒学传统的世俗化中挖掘资源,今后的儒学研究,在这方面应多着力一点。

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董仲舒在一些核心概念的解释上,有自己的新意,后来发展出宋儒的思想。明清时期有了新的古典的考古,大量的读书人形成了新的清代的儒学。晚明以后,思想界合一,山野文化的发达而产生了早期的启蒙思想,这些新思想一直延续到晚清。所以我觉得整个儒家的思想,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两个视野,即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中国古代道家的“求通”,就是互相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中国思想的“通”,就是穷则变、变则通的意识。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可能要面对不同的思想资源,来寻求融通性的发展。

传统文化的重构重建

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什么东西需要创新?就是中国社会的当前现状需要创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纯粹依赖某种外来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的建构基础的。我们需要重构和重建中国自身文化传统。这种重构和重建,首先建立起中国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当前的社会现实,我们要去重新反思、重新批判、重新寻求到文化上的自我出路。我一向不把理学仅仅了解为一种思想行为,我首先把它了解为一种思想运动,它是有漫长的历史过程。

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教授,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回顾中国历史就可以发现,从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到打倒中国文化到现在肯定中国文化,到现在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真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中国文化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春天繁荣的发展期,我非常赞成“两创”的说法,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突破,这个工作很艰难,我们可能要用三百年的时间来重建中国文化,也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因为它有五千年的经验。

廖可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任何一种思想哲学有三种形态,即基本形态、现实形态和可能性形态。我们现在要讲清楚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地位、作用、前景,可能首先要把所谓文化、思想,与社会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相互关系的历本理论,重新进行清理。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互塑模式”。思想在不断的变形,我们也在对思想进行不断的塑造。对任何思想的观察,要有一种新的思路,对我们论证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体系的现实价值可能性、有效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一种逻辑依据。

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从儒家伦理的范围到现实社会的关系,我把它分为三个结构:家庭结构、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儒家是通过天性来表达人性的,后来又从亲人群体来广泛推广。动用家庭资源,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一旦扩大由一个家庭变成一个共同体后,出现了一些远亲近邻之间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大部分解体了,一部分移到了城市,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既有人情味的,对于陌生人又是公平的社会,这既是规则又是必须落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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