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长律师2024年10月13日发布:“从推进农村改革来说，幸亏有个他”

撰文 | 孟亚旭 编辑 | 马宁

“年龄过了，这边行政职务都退了。”7月1日，陈锡文不再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转岗全国政协。

66岁的陈锡文，曾多次为农民利益在媒体上发声，是出现在国新办发布台上次数最多的农村问题发言人。他是中国“三农问题”专家，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门生”。

“杜润生的门生”

陈锡文是从“九号院”中走出来的一位年轻人，“九号院”的精神领袖，就是杜润生。

“九号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九号，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办公所在地。杜润生曾在此带领一群年轻人探讨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路径，制定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引领了中国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

这批杜润生的弟子们离开“九号院”后，有人成了学者，有人成了国家领导人，有人成为企业家。陈锡文，则在后来成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陈锡文和杜润生在一起】

这位曾在杜润生“手下当兵多年”的人，曾对媒体说自己始终记得杜老的话，“要接地气，不进村入户，不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就制定不出好的农村政策。”

“搞农业工作的至少要对农民有感情”

陈锡文的名字，离不开“三农问题”、“土地流转”、“城镇化扩张”等关键字眼。在不少媒体人眼中，这位与农民打交道多年的官员，有很深的“农村情结”。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的同事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年“两会”期间，这位同事曾专访过陈锡文和杜鹰，在她看来，这两位杜润生的门生，都有很深的“农村情结”。她说，只要时间允许，记者抛出的问题，他都会作答，言辞坦诚、朴实，不讲空话。

陈锡文的农村情结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他说“搞农业工作的至少要对农民有感情，总的希望是农业能发展持久，同时农民过的比城里人不差。”再比如，他曾坚决反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农村呢？”

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位言词朴实的官员时刻记挂。

“谨慎不是胆小，也不是看不清楚”

搞农业的陈锡文，自然离不开农村改革的话题。

今年“两会”的会场内外，陈锡文被追问最多的便是“土地改革试点”进展情况如何。面对“目前改革偏保守”的质疑声音，陈锡文说，“之所以谨慎，不是胆小，也不是看不清楚。中国的土地改革到现今阶段，该要做大的判断”。

【陈锡文在今年的两会上】

陈锡文看似“保守”的风格体现在多个方面。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的流转、入市开了一道有条件的“口子”。 之后陈锡文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要坚守“四个不能”----土地制度改革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给改垮了，不能把耕地给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给改滑坡了，不能把农民的利益损害了。

“一路狂冲下的‘改革’，容易翻车”

但在当年同为战友的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看来，农村改革中缺不了看似“保守”的陈锡文。

针对坚守“四个不能”等“后退性”言论，周其仁曾表示，“我是在逻辑上有点不同意见，其中也包括锡文的。但是，从推进改革来说，幸亏有个陈锡文。”

他解释说，中国的改革怎么可能喊个口号就一路春风呢？都是一波三折的。改革的需要从来先在某些局部出现，与全局的普遍状况有不小的距离。局部先行的改革还不能与‘大部队’脱得太远，更不能对立。锡文现在是负责中央农村政策的大官，他当然要着眼于全局。千万别以为‘保守言论’一定有害于改革。

“‘保守’恰恰有助于改革，因为这样才能让改革不翻车，它拉着你、扯着你，提醒局部先行的改革举措顾及各种复杂的力量和诉求，要求改革的操作非常仔细。一路狂冲下的‘改革’，容易翻车。最后，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改革的头上，让改革背黑锅，欲速则不达。”周其仁说。

“很多问题，不是眼前的这点儿事”

今年“两会”上，陈锡文称，让农民工进城需要解决四个问题：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和子女同等条件上学。

他认为农村土地改革的关键在于集体经济走向，复杂之处在于涉及财产关系，对于这个“难解的扣”，他直言，如果不能转让给集体以外的人，转让就没意义。“如果松开这个扣，集体经济分崩离析；如果坚守集体性质，不许这样或那样，农民财产权利怎么变现？”

有人说，几乎每一幢新大楼下都埋着故事。这些年来，由于国家征地、拆迁而引发的暴力事件不断见诸于报端，针对中国当下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一，陈锡文显得颇为谨慎，“其实每项具体的改革后面都涉及很大的背景，能看出最基本的发展思路。有人说，往前一点点有什么事？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洞打下去，稀里哗啦就收不住了。所以很多问题，不是眼前的这点儿事。”

“市长们反对他，挡住一些人的财路了”

为农民发声也让他得罪了一些人。

“小产权房不合法，不是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歧视，是因为土地规划不能建房。”接任中农办主任以来，陈锡文声讨“农民上楼”，反对突破耕地红线改变农地用途，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陈锡文不断抨击市长们想出的各种经营土地的主意，有人对媒体称“市长们反对他。挡住一些人的财路了”。

在陈锡文看来，农民工并没有真正成为城里人，教育、就业、社保都没有完善，所以不得不留一条退路，一旦城市经济滑坡，至少可以退回去。

在陈锡文的背后，是近些年房地产的疯狂生长，是土地供应的日益紧张。

“不能再对不起农民，老让农民吃亏”

行文至此，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忽然想起陈锡文在2010年接受央视采访时的一段视频，当时的陈锡文，充满忧虑。

在谈到“农村征地问题”时，他说，第一，你不管是什么方式去征地也好，拆房子也好，拆村庄也好，一定要遵守国家给你多少建设用地，你就是多少建设用地，不能随便乱超，第二个，如果是拆村并居，把指标拿过来了，那么你得跟农民讲清楚，我拿你的指标我在哪卖，上市卖了多少钱，是100万就得还人家100万，是1000万你就得还人家1000万，你不能说你看我给你盖的一个好房子，你就行了，其实你连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钱都没有，大头还是你赚走了。”

当记者问“那他会觉得说，农民也是愿意的呀。”时，一直在节目中平静的陈锡文忽然有些激动，“农民愿意？你告诉他我拿你的地卖了多少钱吗？你只要敢跟他讲，农民说你把我的地卖100万，我只要20万就行了，这事你就随便。你不能再对不起农民，老让农民吃亏。”

资料 | 南方人物周刊 北京青年报 澎湃 新京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