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鹤：未来十年应当加强“人才型城镇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撰文指出，几十年来，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主要存在两条途径：一是进城打工，二是进城求学，近15年来，约年均1200万人。但从上世纪末，中国的教育迅猛发展，大学、高职、职高、中专等专业教育的招生量快速增加。据初步计算，从农村人口中进入专业教育的学生数，在2000年约为330万，到2014年约增至730万。在年均农转城1200万人总数不变的条件下，我们看到两条途径中分流比率的巨变。从2000年到2014年，途径一和途径二人员数量的逆转。这种巨变产生了巨大的正能量，包括城市产业水平的巨大提高，也包括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购房、购车、结婚将更正常更自然，城市化过程也随之更健康。未来十年，我们应当加强此种新型城镇化的途径，也可称之为“人才型城镇化”。

【梁海明：“一带一路”企业应更加重视在商言商】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研究部主任梁海明表示，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企业的全方位“走出去”，但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能否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开拓市场，关键依然在于企业在商业思维、工作模式和理念等方面，能否从“内在内行”向“外在内行”转变。对于企业而言，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是要重视国际商业竞争中最基本的理念——“在商言商”。首先，“走出去”的企业不要盲目跟从投资所在国政府的指挥棒。其次，企业进入海外市场要培养匠人（craftsman）精神，关注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打造企业的良好声誉。再次，在重视产品质量的基础上，要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后续服务。其四，不应抱有“支援贫困地区”的想法，而要在商言商，以及培养在地化意识。

摘编自光明网

【万国威：社会福利制度的战略转型需要以现行制度作为逻辑起点】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万国威认为，一项成功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不但需要认真考虑转轨成本和制度的连续性，而且需要仔细分析改革的逻辑起点和发展脉络，因而在广义社会福利研究中部分过于冒进的观点在实践中很难得以实现。

研究认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战略转型应当将民政福利作为改革的逻辑起点，并需要在实践中注意改革时机、转型步骤和制度协调等三个方面的不同要求：(1)注重改革时机选择。自2020年开始全面实现“适度普惠型”向“普惠型”的转型在实践上具有较好的改革时机。(2)注重转型步骤安排。以现行民政福利作为转型起点，在20年的时间中逐步实现失依人群到困境人群、困境人群到弱势人群、弱势人群到全体民众的福利转型不但能够最大限度的借鉴现行制度安排的合理经验，而且能够最小代价的利用既有的组织安排，因而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往往可以发挥较好的效果。(3)注重对现行制度的尊重。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在1993年初步体系化，这一制度虽然具有较多的漏洞但是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不但不能够以取代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基本目标而且需要融入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未来的社会福利制度虽然可能扩大民政福利的覆盖范围与管理权限，但是在实践上仍然应当以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定位，并通过扩大服务供应最终形成与收入维持政策相平衡的制度设计。

【刘仁文:打造廉洁政治，让廉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刘仁文认为，2015年，党中央继续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在健全法纪、制度创新、落实执行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亮点有:其一，廉政建设新举措。如最高检出台“八项禁令”把职务犯罪侦查权关进制度笼子;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架起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高压线”。其二，廉政建设新方向。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两大党规，将党章规定具体化、清单化，为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提供了重要依据，进一步明确了党员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规范和行为界限等等。其三，廉政建设新理念。简政放权，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让行政权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依法依规督查问责成为祛除为官不为“病症”的利器。其四，廉政建设新领域。将军队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范畴，强调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展望未来，权力运行体系仍需改进，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仍需加强，建立防治违法、违纪行为的长效机制仍任务艰巨。让廉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让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需要我们的廉政文化去长期孕育和培植。

【王友明：反腐败不是导致干部不作为的原因】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副主任王友明指出，，在我们党深入开展“打虎”“拍蝇”之前，“为官不为”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就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一些党员干部面对急难险重任务不敢干，风险面前不敢闯，失误面前不担责，歪风面前不敢管。出现这些“为官不为”现象，既有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不够的问题，也有能力不足、本领不强导致“不会干”“干不了”的问题。因此，简单地将党员干部不作为与反腐败斗争联系起来，不过是为一些党员干部不作为寻找借口。进一步说，如果按照“反腐败导致干部不作为”这个逻辑反推，岂不是“纵容腐败干部才有作为”？如果“作为”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有好处就干，没好处就不干”，这本身就不是党和人民所需要的“作为”，而是胆大妄为、胡作非为，其结果只能是违背客观规律、损害群众利益，实际上就是腐败的表现，也恰恰是反腐败斗争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那种认为不反腐败党员干部才能有作为的观点，是根本不成立的。如果一个党员干部总是以反腐败为自己的不作为辩护，那么，他或者是早已劣迹斑斑，眼看反腐败斗争日益深入，怕露马脚而暂时收手，表现为“不作为”；或者是理想信念丧失、个人利益至上，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面前感到私利难图，所以工作中采取消极对抗态度，表现为“不作为”。

【黄建军：智库发展要提升人才研究能力】

江苏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黄建军表示，人才是智库发展的基础，但智库的“思想产品”往往是一两个研究人员无法完成的，需要多个研究人员或课题组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因此建设多元化人才队伍，对于智库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要积极探索适合江苏智库人才培养方式，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可借鉴国外“旋转门”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智库有针对性地服务于政府科学决策，从而扩大智库人才存量，提升智库的攻关、交际，以及斡旋能力，拓展决策服务渠道，增强决策服务的影响力。二要完善研究驱动导向评价体系，逐步改进和完善研究成果考核方法，体现创新研究的价值，健全科研业绩考核制度，把创新研究发展成效纳入对智库的考核范围，适时改革和完善智库人才招聘、考核、激励、培训等机制，为智库优秀人员及时搭建平台，让他们“旋转”进政府机构，以自己的理论研究能力直接服务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三要继续探索实行人才计划，通过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等培养造就一批知名专家和杰出人才，着力培育青年后备力量，不断深化人事管理，改革职称评定制度，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制度，完善人才进修、培训和选拔制度；以问题研究为导向，遴选对决策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建立表彰制度；通过创新人才管理和培养机制，努力营造一个导向正确、方向正确、充满活力的智库人才管理和培养机制。

【权衡：以规则和体制开放培育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权衡认为，“十三五”时期是上海构建开放型体制的关键时期。上海未来五年开放发展的关键应当是通过开放倒逼并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率先在上海构建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率先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我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和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此，未来五年，上海要围绕率先开放和开放引领改革的任务，重点做到如下几方面:一是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构建适应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监管体制和机制;二是加快排除阻碍服务业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和完善适应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监管、法律、税收和征信体系;三是加快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力度，尽快率先建立符合全球经贸规则发展新方向和新趋势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体制机制;四是率先引领并建立国际国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统一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对全球资源和要素的配置能力。上海要坚持以规则开放，体制开放引领上海开放型经济发展，努力实现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所必须具备的全球资源及要素的配置中心功能和能力。

（光明网记者蒋正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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