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做“外人”的滋味意长意短

做“外人”的感觉挺好，对老师来说就是去别处当客座老师，平日要填的表格也不用填了，只是上上课。比如我去巴勒莫教汉语，跟学生讲了两小时拼音、偏旁部首之后，就在蔚蓝的大海旁边待着，躺在海边的石头床上晒着太阳，默默地回忆伊壁鸠鲁说的，在宁静中寻找快乐，也有临时当流浪妇的体验。在这气候宜人的地方，我意识到做个“外人”的好处：西西里黑手党肆虐，暂时住着真好，也不用受他们迫害。只是在我吃早点的餐吧老板身上，可能会看出一点端倪，揣测他们有没有交保护费的压力；那里的青年人也很惆怅，都合计着去别处发展。在阳光灿烂的步行街上，法国、德国游客因吃到了本地的开心果冰淇淋而喜笑颜开，一切都停留在表面，都刚刚好，不去窥视每一种现实之下的疮痍。

我的意大利朋友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汉语用得别开生面，让很多中国人都惊叹他的中文水平，其实他在中国才待了不到十年，写的东西却像出自汉学家之手。他最懂得做“外人”的感觉，大部分游客都在爬长城、看兵马俑，在各处打卡，有些常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在尽量保持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但意大利北方富庶小城出生的青年亚历忽然闯入了另一种现实，实践另一种生活。我仿佛看到他在偏远的山村，坐在灶台前烤火，火光映红了他的脸，他当然不用进入一种混乱无序、需要娶媳妇的现实，他只要享受那种身处异乡的感觉。一些人的日常，可以是另一些人的远方，在那些差异中领略一丝全球化生活的趣味。

我认识亚历是因为几年前在上海参加《成年人的谎言生活》的图书推广活动，一眼望去，一百多位听众里只有一位男子，还是一位外国男子，我怀疑他是陪女朋友来的，也不一定能听懂，不由得觉得自己是在搞妇女活动，而不是文学活动。事后签书时聊了几句，却推翻了之前的设想，他是自愿过来的，还带着几个学生来听，而且汉语说得十分流畅。当时他应该是迫于生计，在语言培训中心教意大利语，后来这段经历在《我用中文做了场梦》里有记录，他写道：“在课堂上，我分享一些跟意大利社会有关的普遍现象和个人经验，试试刺激学生对不同文化的好奇心。但是我发现，只要不讲语法，学生就会玩手机，或直接翻个白眼，反正考试用不上。”短期语言培训课程有一种很强的功利目的，自然也不适合潇洒落拓的亚历，他估计宁可去当一个假装不懂汉语的群演，专业还比较对口——他在国内读了个导演系研究生。我们后来重逢，虽然我那里也急需外教，但我没提这茬儿。

亚历和他女朋友路过重庆，我们约了一起吃披萨，我也带了一个朋友过去。四个人吃了三个大披萨，其实有两张是我和亚历吃掉的，然而我们不尽兴，又要了一张。我自觉“食贯中意”，一边吃一边说：“意大利人，一人吃一张披萨不在话下。”只是眼见我们一人已经吃了一张半了，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吃饼间隙当然夹杂着毫无障碍的交流——这一次说汉语，是亚历突破了障碍。

在“外人”和“自己人”之间，有一道过渡地段，就是在另一种文化的生活空间，既没有熟人社会的缺氧感，也没有举目无亲的无助感。当下的年轻人，很多也像候鸟一样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态环境。去异域当然更好，虽然比较艰辛，但可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另一种生活，换一双眼睛，换一种语言，很多时候都会觉得“人生宛如初见”——像亚历那样，有了讲述的兴致。他有时在东南亚，有时在中国，写作是一叶扁舟，载着他去一个地方常住，他用自己的经历阐释了什么叫青春浪游，还拥有让人艳羡的自由。想想看，几年前他还是一个传媒类专业毕业的失业青年，他选择了一条险峻的路，成为某种范本。亚历脱离自己的环境和身份，完全沉浸于中国的生活，这是青春体验，也是生活实践。他作为“外人”也创造了自己的平行世界。就像他对于中国电视的评价：“我发现中国电视剧能够创造一种既和生活有关，又不反映现实的平行世界。现实中，没有那么多摆在房间各个角落的酸奶。”在其他人眼里，甚至是在亚历母亲的眼里，他依然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根本算不上生活，他迟早都会回到一种安逸、舒适的状况中去。然而这种“非生活”有时会成为一种值得记录的存在。

除了一些体制性的东西难以改变：有一点相关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国内生活没有身份证，用护照会多少有些不便。但他是敞开的，把意大利人的灵活性（arranggiarsi）发挥到极致，完全融入了一个社会，写自己的专栏，最后用中文写一本书，这对于外语专业的人无疑是一种激励或暴击。学外语的人有时会有一些沮丧，发现自己学了几年外语之后居然无话可说，有时会陷入失语。亚历却在汉语里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写起来滔滔不绝，中间又夹带着意大利思维，有些脑路就很奇绝，让人觉得荡气回肠，也为汉语增添了一丝生机。

归属一个群体、一个地方，是由一些细碎、微妙、无形的东西决定的，就是被熟悉的感觉和熟悉的面孔包围，是和周围人情感的缔结。无论身处何处，人们都在推崇一种“归宿感”。“漂泊异乡”听起来很悲惨，但在这个时代叙事发生了变化，离开——尤其是从封闭的村镇离开的人，摆脱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开始成为幸运的人。至于在别处的融入，前些日子，我从定居巴黎的朋友夏洛特那里听到了这样的答案，她说：“我觉得，不融入也很好啊。很适合我们这些i人。”那时，我们在街边喝咖啡，旁边的法国老太太没话找话，想要和我们聊天，甚至把我的药盒拿过去研究，告诉我上面写着：蚊虫叮咬，一日三次。夏洛特的烦恼就是，她在巴黎老去一家咖啡店，会被服务员记住，服务员隔着老远就会向她打招呼，她不得不躲着走。她身怀绝技，会弹古筝，但不敢在社区活动中表现才艺，担心从此被社区的老母亲们缠上。做“外人”当然可以安生一些，在外国做“外人”岂不是更安生，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种安宁，不几日就会嫌日子寡淡，逃到烟火气浓郁的故乡去了。

做“自己人”的喜悦，我有时候也有。在重庆的时候，晚上我从外面骑车遛弯回来，经过了烈士墓的几个大坡，到校门口已经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憋着一口气要从校门口的坡上去，我一边上坡一边朝着保安高喊：“我是川外的老教授，放我进去……”这一喊果然奏效，车子快到杆子前时，杆子缓缓抬起，我也成功爬完坡，痛苦终结，喜悦不言而喻。估计骑车出入校门的老教授不多，保安认出了我，而后形成默契，每次我进来都会默默抬杆，我终于成功使自己成为“自己人”。

陈英

责编邢人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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