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祖国是历史大趋势，香港不该也无法抗拒

专访刘兆佳教授是在沙田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信和楼433室。从距离最近的港铁大学站出来，还能看到这场风波的不少印记：多个地铁闸机被破坏无法使用，墙面留有标语的痕迹，地上依稀能看到黑漆字迹。有说有笑的学生们从我身边走过，很难把他们和黑衣人联系起来。然而事实就是，不久前出现了港中大部分学生粗暴对待校长段崇智事件。

按照当地朋友“要低调”的嘱咐，我没有参观校园就敲开了刘教授的办公室门，他已在房内等候。这位72岁的老先生现在是港中大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但很长时间里扮演着港府“僚”的角色，2002年到2012年任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负责为香港决策层提供政策建议。

令我意外的是，这位昔日的首席智囊并没有像外界那样担忧这场风波，他更强调的是整个香港社会应该从中明白点什么，“融入祖国是历史大趋势，香港不该也无法抗拒。”他用带着粤语口音的普通话反复强调这点。

心态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还有一些人适应不过来

上观新闻：很多人诧异，原本“一国两制”下繁荣稳定的香港，怎么就变成这个乱象？

刘兆佳：回归22年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一国两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对港方略的延续，体现出中央政府的务实性与创造性。其目标就是在现实情况下，和平顺利地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并保持其长期繁荣稳定，维持市民对这座城市的信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归的过程，就是香港从原先英国殖民地、西方阵营中的一份子，变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的过程。这其中存在着香港“由西向东”的转变，在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些变化，需要香港人心态与行为的调适。

客观来说，英国统治时期，香港取得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有的人就将香港经济奇迹归功于港英政府。至于一些没有经历过港英统治的年轻人，还对殖民地存在幻想，对其所持的价值观存在好感。心态转变本身需要一个过程，现在还有些人适应不过来。这是香港出现当前局面的重要原因。

上观新闻：也就是说有人不愿接受香港“由西到东”、融入国家的趋势？

刘兆佳：说“抗拒”这个大趋势可能更加准确。但是，从大历史角度来看，这种趋势又是不可抗拒的。目前，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两地产业融合的浓度越来越高，彼此人员、要素流动越来越通畅，香港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内地的支持。抗拒是不现实的，大家需要一些政治理性。

上观新闻：感觉您还是比较乐观的。

刘兆佳：一段时间以来，香港蒙受巨大损失，社会民生、人与人之间关系受到严重影响，公共设施遭到大面积破坏。付出代价的是自己、是香港，怎么能够持久？这段时间暴乱分子的数量开始减少。当然，动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情况甚至还会出现反复。我希望不要让香港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内地社会会认为，香港人只是嘴上说得好听，民主、法治、包容没在你们心里生根。

上观新闻：个体接受大趋势，是不是要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

刘兆佳：什么是香港人？有种观点认为，香港人的特征是需要通过与内地人对比得出的。我们很多人的先辈都是从内地过来的，与内地人产生不同，也就是1949年后的事。那时香港发展比内地好，香港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有着优越感。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内地发展，两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两地人员接触也越来越多。一方面香港人在经济上的优越感逐渐削弱，另一方面彼此间也出现一些摩擦，比如内地游客来港购物、买楼、就业等。从心理学角度看，逐步减弱的优越感会变成一种不安情绪，会“刺激”强化个体的身份认同。什么东西是香港有而内地社会没有？在一些人看来，就是西方的政治价值观。

从政治动员角度来说，年轻人买不起楼是个问题，但不会因此进行暴力行动，为了一套房牺牲自己的前途。但在“对抗特区政府、拯救香港”的名义下，更会容易产生激烈的对立情绪。

上观新闻：这种情绪有必要吗？

刘兆佳：这是被有些人误导了。无论是特区政府还是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想要改变或者“摧毁”香港社会原有的价值观，也没有想让香港“大陆化（内地化）”。因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只有维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才能成为中国内地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才能成为内地走出去、外国走进来的重要平台。

但有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香港不能因为与内地价值观、意识形态不同，就成了搞乱内地的颠覆基地，更不能在香港搞“颜色革命”性质的政治运动。

上观新闻：在很多观察者看来，这段时间的动荡却是在摧毁香港的“优越性”。

刘兆佳：香港价值观中的民主、法治、包容，全被极端示威者破坏，不包容不同意见者，出现不同意见就使用暴力，市民对破坏法治沉默以待。看到这些，内地社会就会认为，你们香港人只是嘴上说得好听，其实民主、法治、包容没在你们心里生根。那样内地同胞就会对香港制度、价值观有了重新评价。

那些以为找到靠山的香港人会很失望，也会看清美国这个靠山其实并不可靠。

上观新闻：除了内因外，香港局势有没有外因？

刘兆佳：过去，西方世界希望中国走一条西式发展道路，完全进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中国发展路径并非如此。中国在价值观、国际体系认识、国际角色扮演等方面，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这个过程中，“由西向东”的香港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比如，香港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与内地间的“超级联络人”。

与此同时，香港与西方关系不再像港英时期那么密切，西方对香港开始变得不友善，希望将之当成遏制中国的“棋子”。这反映在美国打“香港牌”支持暴乱分子。而台湾当局不愿看到“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因此也搞小动作。

上观新闻：之前，美国众院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感觉香港有些政治势力很兴奋。

刘兆佳：如果立一部法就有用的话，那么1992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为什么要到现在再立部新法呢？香港部分人士认为美国的插手就会让中央与特区政府就范，放弃对香港的管治权，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即便美国出手，也不会以牺牲它在香港众多利益为前提，相信对特区政府不会有太大压力。相反，这部法束缚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因为外交政策应该有最大的灵活性。美国一些政客的表态是想通过攻击中国来赢得选票。

这样一来，那些以为找到靠山的香港人会很失望，也会看清美国这个靠山其实并不可靠。

上观新闻：有人担心，法案会影响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的特殊待遇。

刘兆佳：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不是美国给的。香港是WTO成员，是跟随国际间贸易关税协定的。法案会对境内外投资者产生一些心理影响，但不必担心出现撤资潮。香港是个平台，我们开门做生意，向世界提供良好地理位置、完善法律制度保障、政府不干预市场及公平竞争环境，香港还背靠祖国内地。资本看重的是能不能在这里赚到钱，如果可以，即便美国企业走了，也有其他人会来。

大家要回归政治现实，不要再把时间与精力浪费在无法成功的事情上。

上观新闻：香港社会能从这场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训？

刘兆佳：暴乱无可避免引发香港社会的讨论与反思。从长远看，教育要跟上去，改变大家对国际形势与国家发展的认识，现在重视程度还不够。短期内，大家应该想想在国际大格局下，香港应该往何处去，我们市民又可以做什么？

至少经过这场动荡后，香港人会觉得这座城市的繁荣稳定，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强大，更不是与生俱来的，相信在未来会更加珍惜、爱护它。同时通过这几个月的亲身经历，香港人付出了巨大代价，交了不少学费，应该会思考如何对待历史大趋势。

上观新闻：这个面对的过程不容易。

刘兆佳：甚至会很痛苦。因为这牵涉到根深蒂固的心态问题。在一些人眼中，西方代表着先进与文明，另一边代表着“落后”。因此需要调整心态，权衡国际形势的变化，思考香港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哪里，才能照顾好自己的利益，处理好香港与内地、香港与国家之间关系，减少抗拒心理。

还有，就是要正确认识“一国两制”，尊重国家与内地的利益。不能把自己对香港利益的定义，作为“一国两制”的出发点，更不能成为西方势力打击中国的“棋子”。

上观新闻：这需要政治理性与政治情商。

刘兆佳：这场动荡告诉了我们，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哪些事情做了有成功的机会，哪些事情永远不可能成功。大家要回归政治现实，不要再把时间与精力浪费在无法成功的事情上，也不要强求一些不可能拿到的东西。在经历过仇恨、激情、恐惧、担忧，重回平静状态后，我们更应该谋求香港发展之路，帮助重新回到繁荣稳定的法治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