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龙登高走出偏见，回到历史现场

编者按：于当代回望历史，由历史思考当下。人们习惯或热衷于历史言说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历史的误读与认知的偏见。经济史学家龙登高教授在其新著《市场中国两千年》一书中，以经济学的原理与智识，依托扎实的史料重构了中国古代市场发展的历史书写，以理性对抗偏见，以史实打破臆想，带读者回到中国市场发展的历史现场。近日，龙教授于清华大学明斋接受了本刊“读书”栏目记者专访。

《市场中国两千年》龙登高著东方出版社 2023年７月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龙登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得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专项首席专家，中国经社理事会理事，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专家咨询委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交大访问教授。

偏误、审视与重构

记者：龙老师好，您在《市场中国两千年》一书中对中国传统市场与商人做了重新审视，打破了以往的一些认知偏误，您对这些认知偏误的辨析会如何更新我们对传统中国的认知？

龙登高：20世纪关于中国历史上市场与商人的认知存在一些偏误，举几个例子可以说明。

一是关于“中国商人不能参加科举”的认知偏误。对此，我的研究恰恰表明，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时期，商人与常人一样能够参加科举，而且清代盐商等商人群体还获得了可以异地科举的特定“商籍”，明清状元出自徽州商人子弟最多。

二是关于“商人的财产遭到随意掠夺甚至动辄被抄家”的认知偏误。云妍、陈志武等的相关研究表明，被抄家的商人占清朝总数的4%，且全部都是为宫廷采购商品的内务府的“皇商”（盐商、铜商），一般商人几乎没有被抄家的（记载）。在传统中国，商人财产与农民财产一样在制度上是受到产权保护的。

三是关于“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和产权意识”的认知偏误。流传至今的契约文书史料仍昭示着朴素的权利意识根深蒂固。我们通过现存的一则契约文书史料，可以看到一处山场的地权在宋景定、明天顺、明万历三百多年的交易、流转状况。所以，朝代鼎革并不影响产权的延续，这些延绵几百年的契约文书正印证了中国传统就具有契约精神、产权意识。

四是关于“缺乏土地产权，即（土地产权）得不到保护”的认知偏误。中国古代的土地产权制度自成体系，不同于现代社会由政府颁发产权证，传统中国是由民间界定产权、契约表达产权的方式实现，“民依私契”，受到政府的认可和保护。在古代中国，朝廷获取土地产出和社会剩余最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式是税收——土地税和商税。所以，朝廷承认和保护民间界定的土地产权，并有与地权相配套的制度，以保障产权秩序与税收的稳定。侵犯土地产权的现象可能由官僚等强权导致，所以清代禁止官员任上在辖区购买土地和房产。

记者：谈到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农商”“本末”等都是绕不开的话题，“重农抑商”等既有观念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大众常识”，对此您怎么看？

龙登高：我认为，至少在宋以后的主流是，重农而并不抑商。中国自宋代开始系统性开征商税，商税成为与土地税并列的主要税收来源，王朝打击商人不合逻辑。重农是农业社会之本，但抑商并非国策。据张亚光教授考证，“重农抑商”四个字在经典文献中是找不到的，“重本抑末”有，但也不多。而且士农工商，皆有本末。中国古代皇帝与朝廷的目标函数，并非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是（也不能够）政府控制和配置资源，而是持续执政和稳定税收。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藏富于民”，而非“与民争利”。在“委托—代理”框架之下，中国古代官僚体制呈现严密、严格、严酷的特征。而对民间经济与市场则是以朴素的自由主义政策为主导，在基层社会及其公共领域实行间接统治——“基层自治”。

“听民自便，官为持护”概括了这种模式，主要表现为：基层公共品由民间自我供给；产权制度、民商事规则在民间形成并由民间主导；民间组织治理公开透明，士绅在民间组织中发挥作用，具有较强的自组织性和朴素的民主机制；政府认可和保护民间规则、制度、公共品及其供给主体。政府对于使用权、占有权交易包括租佃、典当、抵押及资金借贷等都不征税，只有所有权在政府交割时才交税。这种模式下形成的“草根经济”具有生命力和创新性。

记者：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府“专营”“专卖”，到近代以来某些时段强化的政府控制资源与计划经济，有一种观点因此认为中国不存在市场经济的历史基因与传统。您如何看待这种认识？

龙登高：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社会的“专卖”只限于少数特殊商品，并且是通过授予特许权让商人垄断专营的方式实现专卖；诸如粮食、丝绸、麻、棉纺织品、陶瓷、木材、矿藏与金属等大宗商品则完全实现了市场化。

中国经历了朴素的市场经济演进，即使近代经济转型艰难，但1937年前的十余年，中国逐渐走上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探索轨迹，虽然跌跌撞撞，仍取得了一些现代化建设成就。可是，日本侵华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市场经济之路不仅被打断，而且被扭转和扭曲。经过全面抗战期间的战时经济体制、抗战胜利后没收敌伪资产、解放战争胜利后再次没收敌产等，国有经济与政府控制资源已经居于优势地位。加之长期战乱后百废待兴，政府全面主导的计划经济在中国全面铺开。但需指出的是，计划经济并不是中国的传统，当然更不是中国历史特色，而是当时历史情境下的一种历史必然。我们不能以前人特定历史时期下的选择来否定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基因，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当下的市场经济、限制今天的现实发展。

思潮、史观与反思

记者：您在书中通过考察传统中国市场发展，反驳了中国不存在市场经济的历史基因与传统的种种成见。联系20世纪的学术发展，在您看来，这些偏见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龙登高：首先毋庸置疑，中国具有市场经济的历史传统、制度基因与文化基因。就市场发育而言，清代形成了以长三角为轴心的全国市场体系，人口规模与市场整合度均高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市场。中国的农民建立了独立的家庭农庄，更具有市场思维与商业思维，相比之下，俄国农奴制下依附于庄园的农奴、苏联时期集体农庄的农民都缺乏独立经营的能力。基层自治下的“草根经济”具有活力与创新力。中国发明了世界最早的纸币，流通了400多年后，欧洲才出现纸币。再如，对于高利贷政策，传统中国不像正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加以禁止。地权制度创新源于中华传统的制度和知识体系，全球范围而言，古代中国具有发育最成熟的土地产权制度与地权市场体系。而欧洲中世纪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此后其地权市场发育远比不上中国。

之所以产生“中国不存在市场经济的历史基因与传统”的错误认知，根源在于近代中国贫穷落后挨打的历史情境导致当时国人否定传统、反思传统的思潮。20世纪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很难以当今的市场经济逻辑去思考传统经济的特点，并探寻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与此偏误密切相关的，是20世纪的中国主流思潮趋向于排斥或缺乏市场思维。无论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非议，对地权交易的担忧，还是自耕农最优论、租佃制不公平与低效率论、平均地权等观点，其片面性都是缺乏市场思维所致，都是建立在土地等生产要素不流动前提下的静态思维。

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学术断层导致认知偏误层累放大，而未能对这些认知偏误进行纠偏、反思。可以说，我的导师李埏先生这一代西南联大学者是中国经济史的奠基人。再往下，其实中间是出现了学术断层，面对学术人才的青黄不接，我的导师在耄耋之年还在带博士生，我到我导师那里读书时他已经70多岁了，可以说，他们那一代学者是承上启下传承的一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在不断推进与发展。现在，我们看到，我国新一代的年轻学者正在快速成长，中国学术的进步充满希望。我希望现在能够对这些认知偏误进行全面的反思。

视野、视角与方法

记者：除了在观点、学理上多有创见，本书的研究方法也很值得关注，您在经济史研究方法上有哪些考虑？

龙登高：一是比较视野。我也曾经开设过世界经济史、美国经济史等课程，对研究视野也有很多思考与收获。我所说的研究视野的扩大，是指在研究中要有参照，从比较视野中寻求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减少研究中的偏见与谬误。例如，我曾有一篇关于中美首府城市比较的文章，通过对中美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历史比较，解释美国各州的首府城市很少位于作为经济中心的大城市，而中国首府城市与之相异的历史流变，并揭示其内在的经济逻辑。

二是史料运用。史料对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典章制度、史书文本，本书运用或依靠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史料是民间契约文书。不同于经过整理、归纳出来的史书文本、典章制度，作为第一手的史料，这些珍贵的两三百年间的民间契约文书充满历史气息，考察这些史料可以得窥许多正史中没有记载、未反映的历史样貌。正史主要是关于皇帝、战争、朝廷等的记载，而缺失了民间的书写，民间契约文书史料恰恰弥补了正史重于“精英”“政权”而疏于“草根”“民间”的缺憾，带给我们对历史许多新的认知，例如之前谈到的“草根经济”、基层自治等。

三是量化史学。2013年，我和陈志武教授一起推动举办了准备多年的量化历史讲习班和量化历史国际年会。量化史学推动了学术范式的变革，不同于传统历史研究主要依赖一则则史料，量化史学需要从数据库中的几万条史料当中抽离出数据来开展研究。量化史学能够在很多方面弥补传统史学的不足，还能够实现传统史学无法实现的创新。例如，关于科举对现代人力资本的地域影响的研究，量化史学能够为此项研究提供数据支撑，通过将各种数据和现在的人力资本进行跨时代的量化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相关关系。当然也应看到，量化历史研究对于个体的生动细节考察以及丰富性弱于传统史学。现在很多人对量化史学的误解来自一些因数据缺陷而比较牵强的量化研究，但总体而言，随着数据库等学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这种状况在逐渐改善。

四是贯通式研究。从研究的时间跨度而言，断代史等专业性研究成果日益丰厚，但是如果对历史没有贯通性的把握，对于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就难以回答，或者就难以进行纵观全局的考察。例如，关于经济重心南移问题众说纷纭，有人主张我国魏晋时就已经发生了经济重心南移，有人主张经济重心南移出现在隋唐时期，有人说直到宋代才完成经济重心南移。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对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状况有贯通性、长时段的认识与考察。

历史、当下和未来

记者：您在书中的第四部分探讨了明清全国市场的形成，结合当前现实，您认为当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从哪几方面着力？

龙登高：考察中国的历史，中国在秦朝就已统一度量衡，形成的“统一标准”有助于全国的商品流通。在宋代形成了几个区域市场，明清时区域市场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形成了全国市场。统一市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宗商品的流通，例如，宋代各地市场间的粮食贸易可能仍主要是丰歉年之间的调剂，而到了明清就形成了常年稳定的流向，粮食贸易从长江中游到长三角和浙江。木材也是从长江中上游运销到长三角。丝绸、棉布、其他工艺品等高档商品，则从长三角运销到全国各地。我近期去了潮州，原以为潮州受海外的影响较大，实则不然。陈海忠教授告诉我，直到19世纪，潮州在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深受苏州的影响。由此亦可印证以长三角为轴心的全国市场对各地的影响。

回顾历史经验，有助于实现全国乃至更大范围内更深化的市场整合，也将为面临国内外双重挑战的宏观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当前，国家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进一步深化分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推动产权制度完善，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优化政府职能；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四是将全国市场融入全球市场之中。

记者：我们关注到，近些年来，您的研究领域从商品市场逐渐转换至要素市场，您在书中对土地、劳动力等各要素的论述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当前，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您的要素市场研究有关注到数据要素这一块吗？

龙登高：我对要素市场的研究始于地权市场，目前也对数据要素市场有所关注，主要研究数据要素产权。数据要素市场与我长期研究的土地要素市场，二者各有特点，也具有相通性。传统中国的土地要素市场比同期的欧洲发育程度高，资金市场则发育程度低。农业时代以土地为轴心配置资源，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资源配置、要素配置，提高经济效率。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据要素的作用日益凸显。数据可以细分为自然数据、公共数据和数据开发商开发的数据三类。产权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其中占有权是非所有者的财产性权利，具有使用权所不具备的抵押、担保等权能。数据开发商在自然数据开发方面，仅拥有使用权远远不够。产权理论中的占有权概念能够为数据开发商的数据权利提供学理支撑。可通过数据占有权的完善来激励数据开发商进行数据开发，从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另外，数字经济推动了中国现代信用体系的发展、完善。当下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实践，催生出新的征信机制。数字经济、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为我国现代信用体系建设提供新的机遇。

记者：从过去看当下、看未来，对传统中国市场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当下市场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启发？

龙登高：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重新确立市场经济道路。所以在市场经济的旗帜之下，我们要勇敢地去反思、去借鉴历史。第一，中国自古就具有市场基因，我们要有信心坚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不为暂时的困难而气馁。第二，要积极反思20世纪关于中国市场发展的认知偏误，因为这些认知偏误有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要突破这些观念的禁锢，去挖掘、借鉴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制度遗产。第三，尊重历史而不盲从先贤。不能以前人特定历史下情境下的思潮与选择来限制今天的现实，甚至以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乱象来否定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以市场经济的历史视野去反思，可以更好地把握历史渊源流变与长期趋势。

采写 |《现代金融导刊》记者陈婧杰

原文发表于《现代金融导刊》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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