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思想解放是第一生产力

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思想解放则是第一生产力的原动力，是一个国家和经济体腾飞的第一性原理。欧洲工业革命前后的思想解放主要是：新教伦理提出了“致富无罪”，让资本主义摆脱了宗教束缚；亚当斯密提出了“自利有理”，让商业文明摆脱了道德束缚；还有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则是提升了人的价值觉醒，解除了天主教的层层思想束缚。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先富带动后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与西方工业革命之前的思想解放如出一辙。中国也是在思想解放之后，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

具体来说，欧洲工业革命前后的思想解放主要有以下四个：

宗教革命与人神关系的重构。从清规戒律、神父垄断圣经解释权的中世纪天主教教条主义信仰体系中挣脱出来，解放为“人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因信称义的新教体系。这意味着，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用再被庞大僵化的天主教体系所操纵，人可以自主的构建自己的信仰体系。宗教革命是人和神关系的重构，也是一次信仰的民主化、人本化。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科斯韦伯的伟大之处是提出了“致富无罪”，这无疑对遵从清规戒律，厌倦世俗生活的天主教徒是一次重大冲击。在中世纪，天主教徒更注重死后去天堂的彼岸，对当下的世俗生活喂养“有罪的身体”是一种耻辱。所以天主教徒们往往以生活清贫为荣，这当然不利于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是导致“黑暗中世纪”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新教从信仰层面调和了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的矛盾，从“清贫为荣”的思想解放为“致富无罪”，为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解除了加在人身上上千年的思想枷锁。
文艺复兴与人本主义的回归。中世纪是神至上，轻看了人，因为基督教义里人是犯罪的。所以那时的教徒对肉体和自身都有一种羞耻感、愧疚感，寄希望于赎罪（花钱买赎罪券）上天堂。希腊精神是人的价值的彰显，无论是身体的健硕还是思想的丰盈，人的价值不应该在天主教体系下被贬低，这并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文艺复兴是希腊精神的复兴，是人的价值觉醒。人不应该因为犯罪而羞耻而自我贬低，而是应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也是一场重大的思想解放，是人从对自己“罪身”的自我羞愧思想，解放为人的生命美好和自由意志的发挥。只有人作为个体生命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科学革命才有可能，各种发明如雨后春笋涌现，是人挣脱自我束缚思想大解放的结果。
自利有理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工业革命开始后，生产力渐渐发达，商业不断繁荣，但是还有一个思想枷锁的残余，那就是人的自私问题。按照道德伦理，人不应该是自私的，应该是利他的。但是当时的生产模式是分工越来越精细，商业交易越来越多，这就产生一个矛盾，那就是当时的分工交易要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分工领域做好自己的事，但道德伦理体系又要求人们不能自私，要多讲公共道德。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出了一种思想，那就是在分工和交易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的情况下，“人人为己，其实就是人人为人”。每个企业和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实际上就是为整个社会做贡献。因为你的企业利润最大化了，意味着你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是消费者对你的评价和奖赏。亚当斯密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是打破了“自利有罪”的道德束缚，解放了当时的商业思想。当然，亚当斯密同时也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来说明商业道德的重要性。这在当时的时代是合理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点燃了工业革命的火种，中国才正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快速发展成为工业大国，这是经济腾飞的奇迹。

那么中国经济是如何腾飞的呢？与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样，之前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斗争，最终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冲破了层层思想束缚，一步步实现了思想大解放。从过去的贫下中农、无产阶级为荣，转变为勤奋工作、发家致富为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拿住老鼠就是好猫等这样的思想解放话语，如一声声春雷，让中国人从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的乌托邦梦境里惊醒，让每个人的潜在价值和创造力都充分发挥出来，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

今天，中国各方面又处于一个历史关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在具体行动方面，很多关键领域可谓是困难重重，不知从哪下手。让人觉得雷声大雨点小，改革的话语慷慨激昂，改革的行动止步不前。甚至还有遇到挫折后，不仅没有勇气和能力向前走，还有往回走老路的势头。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只能沿着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的道路向前走，长江黄河不能倒流。如果往回走，半个世纪改革开放的成果可能就毁于一旦。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通过更大力度的、进一步的全面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前迈进。

所有这一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还是要思想大解放，要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形势、新的问题突破思想束缚，建立新的思想体系。为了推动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思想解放必须是全方位的，在各个领域都要有所转变。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要从建设型、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民生型、服务型政府；进一步发扬民主集中制，面对中国日益发达的现代经济，必须提高技术官员和专业干部的权限和激励；通过重塑央地治理关系解决地方财政和债务问题等。

在货币政策方面，勇于打破传统货币政策的框架，根据中国经济当前严峻形势，采取价格型与数量型相结合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该出手时就出手，提高逆周期政策的灵活性。

在财政政策方面，要从投资型、土地型财政，转变为民生型、服务型财政，不要陷入赤字率的教条主义，只要花的钱有意义，赤字率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乱花钱，为了举债而举债。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国家资本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出现了产能过剩，就不要再有大开发、大投资思想的财政观念。应该树立民生财政的思想，从资产转向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扩大内需。

在发展模式方面，固然要从高速度发展模式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模式，但高质量发展也不是最终的社会形态，最终的社会形态还是消费型社会。投资固然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投资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人民的幸福，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否则大投资搞出那么多的大机器、大厂房、大高楼、大马路等等钢筋混凝土有什么意义。所以在发展模式上，也一定要思想解放，要看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要看到中国打造消费型社会有利和不利的一面，利用好中国的统一大市场，解决打造消费型社会的制度障碍，通过扩大内需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内循环。

要想思想大解放，必须有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要容忍社会的多元化。多元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主要表征之一，也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当然，自由思想市场并不意味着没有约束，它与所有的市场一样，都需要在一个法治的环境里进行。多一些不同的声音，多一些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思想才会有真正的解放，中国更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有思想动力支持而前进，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才能真正的贯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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