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大全正版资料 | 2024年11月14日发布-未来经济趋势如何？知名经济学者最新建言

阅读提醒： 深圳商报·读创客户端驻京记者宋华 2024年5月27日-28日，“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成功举办。来自财政部、央行人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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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读创客户端驻京记者宋华

2024年5月27日-28日，“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成功举办。来自财政部、央行人士与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当下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建言中国金融经济发展。

斯宾塞：中国可能再次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来源

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指出，过去十年之内世界经济高度增长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从中端市场逐渐发展到高端市场，在过去30至40年间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越来越显著的贡献。斯宾塞认为，全球经济在未来5年的增长预测相对较低，一方面是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效应有所趋缓，另一方面是全球经济体遭受了气候、战争、疫情等振荡和影响，造成了供应端的限制。

此外，全球经济体的75%—80%受到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劳动力也开始出现短缺。但是，AI、数字经济、能源转型、生命科学等技术正蓬勃发展，这些技术能够大幅提高生产力，使得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将有所转变。

“中国可能再次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来源。”斯宾塞说。

王一鸣：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债务风险会持续攀升

关于通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通胀总体已经缓和，但很难回归到过去的低通胀时代。过去30多年全球经历了较长期的低通胀时代，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后量化宽松政策，似乎都没有拉动通胀，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吸收了通胀压力，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吸收了巨量流动性。而现在全球化在倒退，经济碎片化，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重构等新的推动通胀因素不断出现。

王一鸣认为，未来最大挑战是更高的债务。疫情后全球债务水平大幅提升，全球债务总额接近GDP的250%，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张，比如美国政府债务接近35万亿美元。

这种变化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利率依然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债务成本会持续上升，特别是早期零利率时代的债券到期后，高利率债券占比提高，负债结构发生变化，将进一步推高债务成本，而要降低利率又受到通胀约束，导致债务风险会大幅度上升。”王一鸣说。

他指出，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面临两难，维持高利率，将抑制本已疲弱的经济增长，而降低利率，又难以有效抑制通胀。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空间也在收窄。主要经济体为抑制通胀，已经在收缩资产负债表，但利率又不能大幅调降，流动性扩张将受到抑制，这将影响到股市、债市，也会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在王一鸣看来，未来通胀、债务、利率几个变量相互交织，而债务风险会持续攀升，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会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和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李扬：金融杠杆率未来将呈现基本稳定

谈到债务问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学金融不要怕说债务，“至少现在来看，如果经济主体愿意借债，从而愿意支出，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不要看到杠杆率上升了，不假思索地认为情况不好，还要看背后变化的原因。”李扬指出，居民杠杆率的升势于2020年开始持平，主要归因于居民借款意愿下降。企业杠杆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速下滑：企业债务增速领先于经济增速，企业部门杠杆率被动上升。

对于当前存贷差较大的问题，李扬提出三点解释：银行现在不贷款或者少贷款、多买债；影子银行逐渐消失；大量金融活动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动回归银行。对此，李扬总结称，中国金融业总体呈现向银行业为主的体制复归的趋势。

对于今年的宏观政策调控，李扬表示，尽管货币政策较为积极，但实体经济融资意愿不足，压制了金融杠杆率的上升。他认为金融杠杆率在未来仍将呈现基本稳定的状态，短期内也可能由于经济恢复较慢再次上升，但长期看不会有趋势性上升。

从中央政府来看，如果年中不再调整预算，则今年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与去年基本一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

李扬指出，“金融如果解释不了问题，就用经济因素去解释，用技术、制度等因素去解释。实体经济问题要靠改革、靠开放，不能依赖太多金融手段和财政手段，中国经济最终要靠实体经济振兴起来。”

丁志杰：金融强国要看国内和国际维度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表示，金融强国不仅仅体现在金融自身能力强，还体现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以及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职能的增强，金融强国不仅有数量的标准还应该有质量的标准。同时，“在国际金融领域我们应该具有较强的地位和影响力，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以及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对于如何打造金融强国，丁志杰指出，“制度型开放在未来要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一是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化，提高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便利度；二是基础设施要实现境内外的互联互通；三是积极参加多边开发机构等领域治理的改革，深化与各国的双边金融合作，积极参加涉及境内国际经贸规则的研究制定；四是稳步推进外汇领域的改革开放，重视宏观层面的安全稳定，逐步减少微观领域的行政审批，不断提升跨境融资便利化水平。

丁志杰还指出，要构筑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管理体系。 “特别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外汇管理也纳入到广域的监管，提出了外汇监管的说法，要高压打击地下钱庄、跨境赌博等违法违规活动，维护外汇市场健康秩序”。

黄海洲：增长应该优先于对债务的担忧

“世界是复杂的，不应将世界经济笼统地概括为‘高债务、高通胀、低增长’。”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认为，尽管面临一系列挑战，但世界经济如果能够取得增长，未来的走势将不会很悲观。

他以美国为例，过去两年，美国名义GDP增长近20个百分点，同时出现市值超2万亿美元的巨型公司，这些都不符合低增长特征。日本在此前全球高增长阶段，经历了“失去的30年”。“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日本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50%，成为1945年后唯一一个人均GDP赶超美国的人口5000万以上的大国。而经过30年的零增长、零利率、零通胀，日本如今的人均GDP低于美国的50%” 。

黄海洲认为，未来的关键是靠增长。“增长才是关键。增长一方面靠科技革命，另外还有很多国家需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在国际层面上，我们还是要拥抱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上面还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是靠增长，增长应该优先于对债务的担忧。”他说。

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黄海洲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对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这个系统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漏洞，就是美元和黄金挂钩，而全世界的黄金供应是不够的。1971到1981年全球经济处于高通胀、低增长状态，就是因为这个系统实际上已经不工作了。后来经过《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调整才找到新的体系。基于系统的重要性，黄海洲表示，希望随着全球经济系统向好发展，未来40年进阶为布雷顿森林体系3.0版。

黄益平：考虑设置“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认为，金融强国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高效、稳健和国际影响力。建设金融强国，国际影响力是不能忽略的。这需要考虑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如何与国际制度、体制和规则接轨，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此外，如何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也面临很多挑战。

对于如何在短期内提升金融强国的国际影响力，黄益平建议，可以考虑设置“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通过商业化、政策性工具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尤其是新能源的转型。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绿色经济时代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在新能源、绿色转型等方面，中国有技术、有产品，可以帮助相关发展中国家做绿色转型。

提及我国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黄益平表示，尽管对于产能过剩的定义存在争议，但从国内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呈现“投资多，消费少”。目前来看，一些领域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短期内不太能马上消化掉，这就需要想办法到国际市场上去消化，而发展中国家是有巨大潜力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看好中国的产品，同时面临绿色转型、低碳发展的目标。如果中国的产品输出到欧美存在困难，就可以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没钱来买”。

审读：乔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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