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将令2024年10月12日发布:你有没有想过，中国为何一直叫“中国”？

上例为本义京师的“中国”，以后又有多种引申：初指西周京畿地带，继演为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如《春秋公羊传》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这里的“中国”即指中原一带，西周时主要包括宋、卫、晋、齐等中原诸侯国，此义的“中国”后来在地域上不断拓展，包括长城内外，北至漠河，南至五岭、海南岛，西及葱岭，东临沧海的广大区间。

此外，中国还派生诸义，如指国境之内；中等之国；中央之国；等等。

以上多种含义之“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义的“中国”。

如《诗经·小雅·六月序》云：

《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南朝宋刘义庆（403—444）在《世说新语·言语》云：

江左地促，不如中国。

诸例“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即中央之邦。其近义词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华”“中夏”“诸夏”“神州”“九州”“海内”等。近代通用之“中国”，指以华夏文明为源泉、中华文化为基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历史演绎之疆域

1.疆域变迁

“中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其所指范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异动。

中华先民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古人把“中国”安置在这个“天圆地方”的世界之中央。以周代论，“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男、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展，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

【注：“服”指祭奠死去亲属的服丧制，以丧服及服丧时间表示亲属之间血缘远近及尊卑关系。】

在西周及春秋早期，“中国”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包括周王朝、晋、郑、齐、鲁、宋、卫等地，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至春秋中后期以至战国，这些原称“蛮夷”的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

司马台段长城。图｜图虫创意

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扩展至长城内外、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班固（32—92）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

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伸缩，诸正史多有描述，略言之，秦汉以下的大一统王朝，“中国”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极库页岛，约1380万平方千米。

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中国人民的英勇捍卫，使领土上避免更大损失。今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2.“王者无外”

自先秦，已形成“天下一家”观念，认为天子是诸侯共主，诸侯国（外）土地皆归天子（王）所属，这便是“中国”疆域的“王者无外”观（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四域皆在王者治下）。此语初出《公羊传》：“天王出居于郑。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秦汉大一统，“中国”疆域“王者无外”说更为张大。东汉班固《东都赋》云：“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晋葛洪《抱扑子·逸民》：“王者无外，天下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把“日月所照，雨露所及”之处皆纳入中国之境。唐宋普遍承此认知，杜甫诗云“王者无外见今朝”；宋人田锡云：“日南万里，设都护以怀柔；漠北五原，化单于之犷骜。有以见王者无外，书轨大同。”

以文化一统，导致天下一统，是古华夏的一种流行观念，认为凡有“向礼”之心，夷狄即归向“中国”，这是“王者无外”疆域观的一种思路；同时，华夏人又把文化普被四夷，达成天子“四海为家”，是“王者无外”疆域观的又一种思路。

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观的铺演。这种虽宏大却模糊的中国观，影响久远，又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修正，逐步规范进较具体真切的“中国”框架之内。

历史演绎之文化

1.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中国”原指黄河中游（包括汾河、渭河、泾河、洛河等支流河谷）这一华夏族的活动区域，时人认为地处天下之中，故“中国”具有地理中心意味；因都城建此，又衍出政治中心义；由于文化发达，进而派生文化中心义。

黄河中下游平原。图｜图虫创意

战国赵公子成驳斥赵武灵王（前340—前295）仿行“胡服骑射”时，如此论“中国”：

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公子成在赵王室围绕“中国”“蛮夷”关系的辩论中，阐发了“中国”的文化中心内蕴。此后两千余年间，人们多在这一含义上论“中国”。

自先秦以至汉唐以迄明清，这种华夏中心的世界观念和华夷二元对立的国际观念，一直延传下来，并得到强化，“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期待。直至近代遭遇工业化西方入侵，朝野还迟迟未能摆脱此种自我中心主义。

晚清记名海关道志刚（1818—？）1868年出访欧洲（其时清朝已遭两次鸦片战争打击，被迫出使泰西），外人问及“中国”的含义，志刚答曰：

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

此言淡化“中国”的地理中心义，强化其文化中心义，将“中国”释为“中道”，凡不符合中道者即非中国，志刚云：“英吉利富强已极，颇有持盈之虑”，“法郎西夸诈相尚，政以贿成”，皆不合中道，故不为中国所尊敬。

2.文明中心多元论、文明中心转移论

在“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笼罩的时代，也有人以理性态度为自国作世界定位。

自周秦之际，华夏文明向东、西、南、北方向拓展，出现新的文明兴盛区，固有的文明区有的退化，这使清醒的先贤意识到“中国”并非凝固不变的，中原并非永远先进，如明清之际哲人顾炎武（1613—1682）指出：“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

这里将“中国”与“外国”对称，而且“外国”（指周边夷狄）有超过中国的地方。

与顾氏同时期的王夫之（1619—1692）认识到文明中心是可以转移的，他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易位，“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王夫之还指出，中国不是从一开头便十分文明，中国也并非唯一的文明中心，他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推测：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麇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

认为上古时“中国”之人如同禽兽聚集，而在日月共照之下的某些地方也可能如同三代中国那样拥有文明，这是理性的中国观和多元的人类文明生成观。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81年5月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就如何把握“中国”这一概念，有几点说明：

其一，我们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其二，“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其三，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汉族一家的中国”。其说有助于澄清关于“中国”的认识。

“万国之一”的“中国”

以“中国”为非正式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载汉武帝（前156—前87）派张骞（约前164—前114）出使西域：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当年并不多见。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家概念，萌发于宋代。

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家意味。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首次以“中国”作专论：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

石介虽仍持“内中外夷”观念，但已经有了国家疆界分野，强调彼此独立，“各不相乱”。宋以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词语向国家意义词语转变。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己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时至近代，国人逐渐从“往日之观天坐井”，变为“测海窥蠡”，中国观发生变化。

清末郑观应（1842—1922）突破“王者无外”、中国在世上“定于一尊”的传统观念，指出，国人必须“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方能改变“孤立无援，独受其害”的窘况。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启超论及中国积弱“发源于理想之误者”有三，其二为“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

同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再次痛议：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

与无国名相联系，还有无国旗、无国歌等尴尬情形，至近代方逐渐得以改变，“中国”作为国名开始确立。

民族国家之“中国”

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出现的。

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年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法兰西波旁王朝、瑞典等国在今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举行会议，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承认诸国领土、主权及国家独立。此为民族国家得以确认的开端，被誉为“影响世界的100件大事”之一。

远处东亚的清朝对发生在欧洲的重大事变全无所知，却因与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如俄罗斯）打交道，须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应，“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

彼得一世（1672—1725）时的俄国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1654—1722）时的清朝军队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俄方称《浧尔琴斯克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对应的国名。

17世纪末叶清朝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如乾隆皇帝（1711—1799）八十大寿时，与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的往还信函中，英王国书恭称“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多次称清方为“中国”，而乾隆皇帝复乔治三世书从未称己国为“中国”，通篇自命“天朝”。此种情形一直延及嘉庆皇帝（1760—1820）与英王乔治三世的来往文件中。

可见，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朝野只有内华外夷的“天下”观、“天朝”观，没有权利平等的国家观、国际观。

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

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

近代中国面临东西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

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扬弃中国为“天下之中”的妄见，但认为“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

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

1900年9月24日，自强氏撰《独立论》，称“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此后，此一句式广为使用。1905年还写入《同盟会方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这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渐成国民共识。

梁启超更作《少年中国说》，高唱：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公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中国”，英文为China。自此，“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以“中国”为其简称。“中国人民”“中国政府”等短语亦随之通用于世界。

“中国”一名，于三千年间沿用不辍，其词义屡有迁衍：由初义“京畿之地”“四夷之中”，演为“中原”“中土”，乃至近代成为“万邦之一”的正式国家称号。“中国”词义的演绎，昭显了中国人国家观念以至世界观念形成的历史——从“天下中心”观走向“全球一员”观，这正是国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