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于学斌黑龙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与游艺的特点及传承

摘要：目前，学术界以现代体育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传统体育与游艺的现象较为普遍，这背离了传统体育与游艺的属性，所以对其本质特征和属性的研究非常必要。传统体育与游艺是生活文化，直接起源于生活并具有服务生活的功能。由此要求我们在田野调查、学术研究、传承保护等方面遵循其生活文化属性。当下，民间传统体育与游艺在日常生活中式微，传统的文化传承方式乏力，一些传统体育与游艺重新回归生活已不现实，而嵌入中小学学校教育是切实可行的路径，是一种有效的活态传承方式。中小学学生群体具有集体性强、年龄相仿、兴趣爱好一致、活泼好动、充满好奇心等特点，且学校办学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能够确保在传承中保持传统体育与游艺的生活文化属性，延续活态性文化形态。

关键词：传统体育与游艺；生活文化；文化保护；活态传承

在目前学术研究、田野作业、非遗保护实践中对传统体育与游艺的定义、特点、本质出现概念模糊、内涵不清等问题，主要症结在于不能区分传统体育与游艺同现代体育的差异。以现代体育的理论、方式、方法进行研究、保护和传承传统体育与游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此使得研究成果、保护传承工作内容失真，出现了在现代体育中才会出现的标准化的数据、规则、程序，导致传统体育与游艺失去了固有的意义和内涵。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就其性质和属性而言，传统体育与游艺属于民间文化、生活文化，是约定俗成的习俗惯制，是民族文化中最为活跃、最为鲜活的部分之一，其样态、规则、玩法具有生活化的特点，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明确传统体育与游艺的生活文化属性意义重大，就理论意义而言，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传统体育与游艺存在、运行和发展的规律；就现实意义而言，能够纠正传统体育与游艺调查、研究、保护中的不当做法。

黑龙江流域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居住在这里的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锡伯族等都拥有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与游艺文化，本文以此为例，探讨传统体育与游艺的本质特征和属性，进而探讨其活态传承的路径。

一、传统体育与游艺概念界定及乡土性

何为传统体育与游艺？笔者依据传统体育与游艺的特点对其概念和内涵做一界定，传统体育与游艺是相对现代体育提出的概念，是指人类在历史上为满足娱乐消遣的主观需要而进行的体力、智力和技巧方面的比赛或竞技活动，它是在一种特定时间、空间内遵循某种特定规则、追求精神需求满足的社会行为方式，其动作、程序、规则均来源于生活，客观上兼具生产生活技能，演练、促进儿童社会化之功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体育与游艺乡土气息浓厚，不仅没有特制的比赛场地，而且不择场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进行。从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传统体育与游艺看，平原、山地、街道、院子、室内、室外、田间地头、狩猎归来的篝火旁，作为捕捞场地的网滩之上均可，如蒙古族赛马和摔跤就是在草地上进行，达斡尔族的贝阔（类似于曲棍球）比赛就是在院子中或者在村中街道上进行（图1）。

▲ 图1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后沃尔奇村男孩进行贝阔比赛

传统体育与游艺无专业的比赛器具，比赛器具非常简单，就地取材。黑龙江流域各民族将日常生活中的工具或者用具，如碗、筷子、枕头、铁锨、锄头等当做玩具，棋盘就是地面或者树皮、板子。尽管有的比赛器具是事先做好的，但是无论材料、材质都在生活中寻找，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不拘形式，制作工艺简单、粗放，如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猎棋的棋子就是木棍、土块、石子、饭豆等随处可见的物品，达斡尔族贝阔比赛用球是用木头刻成的或者用牛毛团成的，赫哲族用来射箭的靶子是在木棍上绑的一团草把或者堆的一个雪人或雪兽，赫哲族叉鱼比赛的鱼是用草团成的草球，鱼叉就是带有枝杈的木杆。

传统体育与游艺不择时间。黑龙江流域各民族无论是平时还是节日时，都可以玩耍，即便在生产旺季，也不会停止，狩猎后，打渔后，酒足饭饱之后，人们都会进行各种传统体育与游艺。

传统体育与游艺是自发开展的。有的属于自娱自乐，随时都可以玩耍，一个人就可以坐在炕上歘嘎拉哈（图2）、就可以在院子里踢毽子。有的属于集体活动，集体性体育与游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偶尔凑到一起，一种是由某个人或几个人发起组织。不管何种方式，都以自愿为原则，非强制性，也无法强求。黑龙江流域各民族有一种召集比赛的方式是沿街“叫号”，就是用挑衅性的言语向对方发起挑战，如“有种的你出来，谁好汉谁出来，不出来是孬种。”

“谁能耐？快站出来，比一比！”“你是人的话就出来！”挑战的对象不确指某人，而是谁听到谁就是挑战的对象，听到“叫号”者如果愿意玩就会聚拢来，比赛的双方或者玩伴就这样凑齐了。临时组建的比赛双方的分组方式有多种，有选出两个队长，由两个队长轮流选择队员；也有通过手心手背、石头剪子布等方式遴选队员。如达斡尔族的贝阔比赛除了双方各置一个守门员外，“余者以人数之多寡分配前锋及后援队”。

▲ 图2 赫哲族女孩歘嘎拉哈

传统体育与游艺没有固定的比赛规则，同一游艺在不同时间、不同人之间进行，规则也会不同。每次比赛都是集体订立规则，一旦订立，每个队员必须遵守。传统体育与游艺没有教练和裁判，玩法和规则的掌握通过互相仿习的方式习得，比赛的双方自己判定比赛胜负。一些传统体育与游艺比赛观众较少或没有观众，这就是娱乐，不需要观众加油喝彩。

传统体育与游艺具有日常生活的特点，要求我们在研究和保护工作中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必须以生活的视角研究传统体育与游艺文化。在我们的田野报告中如果出现了严密的规则和程序、标准的体育器材和玩具，那么这种田野肯定不是真实的田野；二是必须贴近生活。传统体育与游艺一旦脱离生活，就不是传统体育与游艺了，今天各级组织所举办的一些传统民族体育运动会事实上已经脱离了民间，其间所举行的比赛仅是一种文化展演。

传统体育与游艺同现代体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现代体育来源于传统体育与游艺；但是二者区分非常明显，其一，传统体育与游艺没有脱离日常生活，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代体育脱离了日常生活，有着严密严格的比赛程序和步骤，比赛器具在选材、制作、大小等方面都被标准化。其二，现代体育虽有民间化趋势，但它的正规化、规范化的动作皆是通过学校教育和正规化的培训习得；而传统体育与游艺是以家庭传承、社会传承等最为传统的传承方式传承，人们通过言传身教、相互仿习、耳濡目染获得体育游艺方面的知识。其三，传统体育与游艺与现代体育的目的不同，传统体育与游艺的主要目的是娱乐，而现代体育民间化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目的。

二、传统体育与游艺具有源于生活、服务生活的属性

从源头而言，传统体育与游艺都来源于生活，无论是动作、技巧、活动内容等均是对生活方式的复制。正因为如此，传统体育与游艺有着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即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域的传统体育与游艺都各有特点。同时，其在日常生活中也客观上服务于生活，满足了日常生活和生产方面的需求。

任何文化都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基础形成的，传统体育与游艺的社会背景是传统社会，植根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的产物。渔猎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种生产活动，完全依靠人的智力、体力、技能，渔猎民族的传统体育与游艺能够反映民间体育活动的源起和生成机制。黑龙江流域民族多为渔猎民族，因此其体育与游艺具有渔猎文化特色，许多都来源于渔猎生活，其生成机制为师法和模仿。

师法自然是传统体育与游艺的基本生成机制，师法的对象是自然界中的野生动物。从黑龙江流域渔猎民族的传统体育与游艺看，许多都是对自然界野生动物的习性、样态等的模仿。野生动物是传统社会中黑龙江流域渔猎民族的猎捕对象，长期的观察、研究使得他们对野生动物习性了如指掌，构成了渔猎民族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他们模仿、效仿动物的形态动作，以此取乐，如鄂伦春族、使鹿鄂温克族的黑熊搏斗舞就是模仿熊搏斗时的场景，鄂伦春族树鸡舞就是模仿树鸡的动作，广泛存在于北方各民族中的老鹰抓小鸡游戏就是模仿老鹰捕捉小鸡的动作。

模仿生产方式和技能也是传统体育与游艺的生成机制。传统体育与游艺的许多动作、程序直接源自渔猎生产活动，这是模仿的结果。一些儿童的传统体育与游艺源自儿童的好奇心，儿童出于对大人活动的好奇而将大人的活动作为模仿的对象。由于从事生产活动的不同，人们模仿的对象和内容也不同，渔猎民族模仿的对象是狩猎、捕捞的技能和战术，以及渔猎期间的活动。黑龙江流域渔猎民族中的大量投掷类传统体育与游艺，均源自渔猎生产。用石子和棍棒击打野兽是获取生存资料的主要方法，鄂伦春族的投石、锡伯族的打瓦、满族的打棒栲就直接源于这一捕猎生产手段。

考古发掘出土的飞来器实际就是人类击打野兽的工具，辽代契丹人“以铜及石为鎚，以击兔”，这种击兔的石锤类似于流星锤，蒙古族的布鲁比赛就是远古使用飞来器狩猎的遗留。满族狩猎比赛从其名字就能看出源于狩猎生产，该比赛练习投掷水平，获得野兽以后，要把其准确地投掷到袋子里，所用的玩具为用布做成的熊、虎。有的传统体育与游艺就是整个渔猎活动过程，满族的采珍珠游艺就来源于早年满族在江河之中的采珍珠活动，其过程及技术要领模仿水中采珍珠的劳动过程，最初这种游艺是在河中玩，后又转移到岸上，最初将吹鼓起来的猪膀胱作为珍珠球，后来特制绣球作珍珠球，比赛中，以传、投等动作将珍珠球投入抄网内，投中多者为胜。

每当劳动之余，满族都玩隆庆游艺，隆庆满语是追射的意思，一方扮演野兽，一方为猎手，扮演野兽的一方模仿动物的各种动作和习性，而猎手一方则演示狩猎生产中同野兽较量的技术和手段。人们打到猎物后要运回，这一动作亦是程式化行为，鄂伦春族的依哈嫩就表演狩猎丰收后往马背上驮载猎物的行为，依哈嫩是二人舞，两个人手拉手转圈，每转两圈翻一个身。渔猎生产中的许多战术也成为游艺的内容。猎棋广泛存在于黑龙江流域渔猎民族，达斡尔族称其为鹿棋（达斡尔语“包颗”）、老虎棋，鄂伦春族称其为班吉或围犸猊棋（犸猊是一种想象中的魔鬼），鄂温克族称其为鹿棋（鄂温克语“呼莫哈奥克特”），蒙古族称其为鹿棋（蒙古语“宝根·吉日格”）。

棋盘为正方形，纵横各5条线，棋盘内画有相互交叉的3条对角线，棋盘的其中一头画有一个内画十字线的菱形，叫大山，相对的另一头画有一个内画十字的三角形，叫小山。棋盘内各条线的交叉点为布子点，或画在地面上，或画在木板、树皮、毛毡之上。该棋的玩法就是模仿狩猎生产中的围堵术，一方持2个大子，另一方持24个小子，大子鄂伦春族称为犸猊，达斡尔族称其为虎或鹿，蒙古族称为鹿；小子鄂伦春族称为猎人，达斡尔族称为鹿或士，蒙古族称为狗。如果24个小子把大子围住则小子胜，如果小子没有足够的子力围住大子则大子胜。渔猎生产技能绝大多数已经退出人们的生活，而与渔猎有关的传统体育与游艺依然存在，所以许多传统体育与游艺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可以追溯人类的早期活动形式。

模仿生活方式也是传统体育与游艺的生成机制，日常生活习惯亦是其源头。传统体育与游艺的招式是对生活习惯的模仿，具有很强的叙事性。达斡尔族罕伯舞舞姿就是由日常的洗脸、梳头、提水、摘豆角和男女青年交往等动作演化而来。鄂伦春族女孩喜欢的玩摇车游艺就是模仿哄孩子的动作，摇车用桦皮制作，形制同真正的摇车，但比它小，大人为孩子制作一个布娃娃，放在摇车里，女孩平时背负着摇车，做哄孩子状，孩子“睡着”以后，扮作“妈妈”的孩子给玩偶缝制衣服，用鹿的肋骨做的小刀切野菜。

宗教祭祀活动是人类经常性的活动，对民间影响广泛的是非制度性宗教，人们相信万事万物皆有灵魂和灵魂不死，祭祀中充满了娱神、贿神、媚神等仪式化活动，当宗教性减弱以后，祭祀中的娱神、贿神、祈福禳灾的仪式变成人神共娱甚至是单纯的人的娱乐活动，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最初的传统体育与游艺实际就是宗教的一种形式。广泛存在于辽金时期契丹人和女真人的射柳便是一种宗教仪式，是契丹人举行的瑟瑟仪祈雨仪式之一，这种宗教仪式后来变为一种传统体育与游艺，以柳树枝为靶子，“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

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赫哲族的大型民族体育歌舞盛会乌日贡大会就是源自赫哲族每年的跳鹿神活动，每年农历九月初九，赫哲族都要跳鹿神祭祀虎神，萨满穿上神服，敲着鼓，带领全村人跳鹿神。鄂伦春族过年过节以及集会时的跳舞活动是祛除污秽邪祟的宗教仪式，“过年时跳舞，是为把旧的一年的污秽跳掉，来迎接新的一年”。许多宗教活动的宗教仪式其实也不单单是娱神活动，也是娱人活动，如鄂温克族农历五月二十二的米阔鲁节，以及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每年敖包祭祀期间，射箭、赛马、摔跤等都是必有的项目。

传统体育与游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对自然现象和社会活动的模仿，而长期的模仿逐渐演化为一种生活方式。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传统体育与游艺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特点，每一种传统体育与游艺文化都是一定地理环境和生存方式的产物，人、社会、自然构成有机的整体，一切意义、内涵在这个整体中才是有效的。因此，传统体育与游艺不能脱离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而存在。

一切文化的产生和存在皆是因为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主观上，传统体育与游艺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而客观上，传统体育与游艺对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满足娱乐需要外，也有生产技能的掌握和熟练，社会融入和社会化，性别塑造等多方面的作用。娱乐性是传统体育与游艺的基本属性之一。娱乐是人们从事传统体育与游艺的基本目的。人类生活不只有为生活而奔波、为生存而劳作，如果仅是如此则生活是压抑、单调的，人们需要调节、改变生活节奏，增加生活内容。传统体育与游艺具有调剂生活的作用，生活离不开传统体育和游艺。

“游戏不仅仅是无目的的和无意图的，而且也是无劳累感的，游戏就像是从自身出发似的，游戏的这种轻快性在主体身上会作为解脱而被感受到。当然，这种轻快性不是指真正地缺乏劳累，而只是指纯意识性地缺乏劳累。”民间从事传统体育与游艺没有锻炼身体的概念和需求，是为了“找乐子”，传统体育与游艺是在一种宽松、活泼的气氛和环境中进行的，是人类的娱乐活动和娱乐过程。这与现代体育不同，练就一副好身板是现代体育的功利性追求，所以人们会被体育所累，不管是否愿意，都要为了身体健康而不得不从事体育，所以现代体育是有目的性的、有劳累感的。

荣誉感也是人们从事传统体育与游艺的目的性需求，传统体育与游艺不仅仅是简单的玩耍和个别的斗气行为，而是存在对荣誉的追求。最初的、也是最为常态的比赛就是聚在一起互相不服气地比试比试，但是当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愿望增强，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摔跤手追求的是获得“达尔罕摔跤手”的荣誉称号，“达尔罕摔跤手”不仅会得到一匹马的物质奖赏，还是最为蒙古族看重、值得炫耀的荣誉称号。

突出的骑射能手也被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和赞颂，蒙古族骑马冠军会得到由德高望重的老年人诵唱赞马词的奖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的骑射能手会被授予“莫尔根”的称号，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赫哲族说唱文学《伊玛堪》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莫尔根”的赞颂，《伊玛堪》里有许多比武招亲的故事，比武的内容有射箭、摔跤、叉草球等，获胜者娶得媳妇，这不是文学作品的凭空想象，而是直接来源于生活。从传统体育与游艺中所获得的胜利和荣誉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成为炫耀的谈资。

生产技能通过传统体育与游艺得以练就，同时，从物质生产中产生出来的传统体育与游艺反过来具有服务生产的功能。传统体育与游艺是物质生产技能、方式等演练、熟悉的手段，通过不断比赛、游艺，人类的生产技能得到提高和完善。在北半球广泛存在滑雪狩猎生产方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儿童脚缚滑雪板的日常滑雪游艺，实际上就是对滑雪狩猎生产活动的熟练过程，他们通过不断地玩耍而掌握滑雪狩猎技能。蒙古族的布鲁、锡伯族的打瓦、满族的打得栲等比赛是对捕猎生产中投掷击打技术的演练，不断练习的结果是越打越准，越打越远。

赫哲族的叉草球、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的叉鱼比赛练就了他们叉鱼百发百中、指哪叉哪的本领。传统体育与游艺也是传承技艺的方式和手段，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会有意识地给儿童“制作各种类型的箭，如响箭、木箭、尖头和钝头箭等，这样男孩就能了解各种类型箭的性能差别”。传统体育与游艺虽然同生产活动具有动作的一致性和相似性，但是同物质生产活动不同，它不以直接的功利性需求和满足为目的，仅具有服务功能，“它所服务的目的外在于直接的物质利益，或者说外在于个人对生物需求的满足。作为一种神圣的活动，游戏自然对团体的福祉有所贡献，但却是以别的方式而不是以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来做出的”。

传统体育与游艺促进了儿童社会化。从事传统体育与游艺同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是同步的，儿童在传统体育与游艺中自然习得并自觉遵守习惯法、村规民约，顺理成章地实现社会融入。传统体育与游艺绝大多数都是集体活动，在集体玩耍过程中必须和其他人建立合作关系，否则就没人愿意和你玩、没人愿意和你“一伙儿”，因此在长期的传统体育与游艺过程中，集体观念、团队意识、合作精神自然就建立起来。传统体育与游艺帮助儿童树立规则和规矩意识，它虽然没有统一的规则和程序，但是每次比赛玩耍所订立的规则必须执行，违背规则属于“耍赖”，“耍赖”者是不受欢迎的，会失去玩伴，可能被排除在集体之外，因此，每一个人在比赛过程中都不敢违背规则，既有自律，也有他律。

儿童在传统体育与游艺中能够养成坚强的品格，在比赛中既要赢得起，也要输得起，在不断的争斗中磨炼了意志，增强了抗击打能力，为日后顶住生活压力奠定了心理基础。传统体育与游艺塑造社会性别。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有性别角色的定位，这一定位是非生理性的，是所在社会赋予的，谓之社会性别。社会性别要求每个人无论是外表特征还是行为方式必须和自己的性别一致，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社会性别与传统体育与游艺互为因果，一方面，社会性别影响男女从事不同的传统体育与游艺。黑龙江流域民族将能骑善射视为男子必备的技能，并视其为男子成年的标志。而熟练掌握女红是女子成年的标志。满族、锡伯族生了男孩时，要在门上挂一张弓箭，生女孩要拴一条红布，寓意男人要成为骑射能手，女人要贤惠、心灵手巧，这是社会对其成员的要求和期许。

由此，社会性别的定位使得满族、锡伯族男女在传统体育与游艺过程中有不同的喜爱和偏好，男人比赛骑马射箭，女人练习描红刺绣、过家家、玩摇车。另一方面，传统体育与游艺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社会性别的角色定位。传统体育与游艺的内容是男女社会分工的体现，过家家游艺中有爸爸、母亲、儿子、女儿等不同角色，每一角色都按照现实社会中的分工分别从事做饭、哄孩子、干农活等。鄂伦春族阿尼汉特游艺的玩偶是用五颜六色的布头、皮头、鱼骨、兽骨、羽毛以及杂草做成的人偶、猎马、猎狗，人偶有性别、年龄的差别，女人偶须扎一小辫子或做一个头饰，再用草棍、树枝搭建一个小型仙人柱，并按照家里的摆设布置仙人柱，然后一个个玩偶次第登场，体现出浓郁的渔猎社会的家庭和社会氛围。

儿童从小就从游艺中知道了自己的性别差异和不同的社会分工，为他们成年以后的社会分工、家庭分工奠定了基础。

传统体育与游艺的生活文化属性要求我们必须以生活文化视角从事传统体育与游艺的田野作业、研究和保护传承工作，把每一项传统体育与游艺都置于相对应的族群中，研究其内涵和价值。

三、传统体育与游艺于当代语境下的传承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以一定的环境为基础，分析和研究任何问题必须置于一定的语境之中去思考，传统体育与游艺的传承必须在当代语境下寻找方法和路径，其方法和路径的选择和应用必须符合当下的生活逻辑，以确保传统体育与游艺传承的可持续性和永续性。

传统体育与游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既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文化价值，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将传统体育与游艺重新嵌入日常生活之中变成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方式，保持其文化的本味和灵魂，是最为理想的保存和传承方式。但是，显然这是不现实的。目前，传统体育与游艺的传承乏力，内生动力不足，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很难在日常生活中对其投入热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

一是受电子游戏、网络游戏、多媒体视频、电视等现代娱乐活动的冲击和影响，这些带有乡土气息的人类活动不堪一击地败下阵来。

二是社会条件不允许，在城市中，人和人联系较少；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使得空心化、空巢化现象非常普遍，乡村由熟人社会变成了半熟人社会，加之撤校并校等因素，使得玩伴缺少，限制了传统体育与游艺的开展。

三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狩猎生产活动消失，捕捞生产、牧业生产、农耕生产虽依然存在，但是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或者半机械化，传统体育与游艺失去了土壤和场域，其服务生产生活的功能随之弱化或者消失；儿童模仿对象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模仿生产生活技能，转变为模仿看手机、看电视、操弄机械设备，由此造成传统体育与游艺的自然生成机制几乎泯灭。但是传统体育与游艺的娱乐功能依然存在，所以依然有在社会生活中传承的可能。

那么，如何才能在现代语境下，在生活中活态保存和传承传统体育与游艺呢？综合比较，学校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活态传承途径，而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又以在中小学教育中注入传统体育与游艺活动最为行之有效。第一，中小学学校教育中注入传统体育与游艺、鼓励学生课间从事传统体育与游艺具有可行性。中小学学生都是18岁以下的少儿，年龄相仿，兴趣爱好一致，活泼好动，充满好奇心，参与意识强，这些特点决定了传统体育与游艺对中小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在中小学校中推行传统体育与游艺是完全可行的。第二，学校传承传统体育与游艺具有可操作性。

中小学学校集体性和组织性强，上课课间休息时间一致，在学校的干预下能够统一行动，因此只要学校重视，传统体育与游艺便能够开展起来。另外，传统体育与游艺最适合在课间展开，课间10分钟是放松身心的时刻，篮球、足球等运动不适合在短时间展开，且这些剧烈的运动不利于接下来的学习，将民间传统体育与游艺嵌入到中小学课间活动中，不仅容易开展，也能够丰富学生课间活动内容。第三，学校传承传统体育与游艺具有可持续性。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机构是长期存在的，在这个机构中教师队伍基本稳定，他们能够确保文化传承工作的连续性。学生虽然要升学，但是低年级和高年级有衔接、交叉、继承关系，能够将传统体育与游艺一届届传承下去。所以，在学校中推广传统体育与游艺具有长效机制。

以传统体育与游艺作为课间活动，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前的中小学中有此先例。当时的学生课间活动就是踢毽子、踢口袋、欻嘎拉哈、翻绳、跳皮筋、丢手绢、跳房子、弹溜溜等，这些课间游戏活动笔者上小学的时候都亲身经历过，许多同学上学时随身携带毽子、口袋、玻璃球等玩具。在对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口述访谈中，各民族也有这方面的丰富记忆。如黑河市逊克县新鄂鄂伦春族乡的鄂伦春族吴晓东女士回忆，上学时都随身携带着嘎拉哈，课间就玩嘎拉哈。当时，学生在课间进行传统体育与游艺是纯粹的自发自觉行为。所以，今天我们把民间体育与游艺嵌入到学校教育中是对传统的恢复，对历史的延续。

学校传承是活态性文化形态的延续，能够保持传统体育与游艺的生活文化属性。第一，学校传承能够确保传统体育与游艺的内容传承，无论是玩具、玩法、规则都能与传统保持高度一致。第二，学校传承能够确保传统体育与游艺的日常生活性，学生在轻松、自愿、活泼的自然状态中玩耍，这种玩耍不是表演和展演。第三，学校传承能够确保传统体育与游艺的集体性，学校是一个小型社会群体，群体中的人的人文背景、生活阅历基本相同，能够玩到一起，乐到一起。第四，学校传承虽然是现代传承方式，但也具有传统传承的一些特点，学生虽然主要通过课堂教育接受文化知识，但是日常生活中在行为方式、知识、技能等方面也相互仿习。学校教育传承传统体育与游艺是传统传承方式和现代传承方式的有机结合，是基于生活文化基础上的保护和传承方式。

在学校教育中嵌入传统体育与游艺符合国家非遗保护政策。非遗进校园是国家倡导的非遗保护传承方式，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从目前黑龙江省各学校开展的非遗传承活动看，开展最多的非遗项目有刺绣、编织、剪纸、剪皮、泥塑等，但效果不理想，多为偶发性行为。究其开展不力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师资匮乏，各学校都请非遗传承人做老师，他们很难坚持，也很难系统化讲授。

第二，每次传习活动都非常正规、正式，较为铺张，要准备很多工具和材料。

第三，时间短，不仅学习兴趣无法培养起来，而且一项手艺、技能的习得也不可能短期见效。

第四，挤占文化课学习时间，使得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对非遗热情不高。而如果将传统体育与游艺引入学校教育中则可实现长期坚持的效果。传统体育与游艺玩具简单，不择场地，在课间可以随时展开，是所有非遗项目中最容易在学校开展的。

要想在学校有效传承传统体育与游艺，正确的引导是关键，国家、学校以及每位老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首先，国家要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在教学内容、教学规划、教育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整体规划。在编写中小学体育教材的时候，要将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传统游艺类非遗项目加入其中，将其变为学生体育课和课间活动的内容。其次，学校要树立主体意识，老师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引导、指导、督促和具体落实，把传统体育与游艺在学校中的传承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学校要给予场地、游艺器材等方面的支持，让同学们有活动的空间和玩具，在玩具方面不必拘泥于纯乡土性，可以购买制品；并可定期举行比赛，通过比赛激发学生投入这些活动的热情，提高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总之，学校传承是目前比较有效的活态传承传统体育与游艺的方式之一，是实现传统体育与游艺生活化传承，激发其活力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在学校传承传统体育与游艺的过程中，中小学生是传承的主体，老师和学校是引导者，在此环境中所从事的传统体育与游艺“无劳累感”，延续了其生活文化属性，也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乡土性，既保存了传统体育与游艺文化外在的、显性的内容，也保住了传统体育与游艺的魂。要在学校中营造出人人热爱传统体育与游艺、人人自觉自发从事传统体育与游艺的氛围，使其从有组织的活动变成日常活动。如此，传统体育与游艺就会实现良性的传承机制，使我们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世世代代活态地传承下去。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年第3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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