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2024年10月11日发布:“智利模式”之殇症结在哪？

【欧洲时报特约记者夏宾报道】从南美到全球，蝴蝶效应再次发酵。因智利国有企业地铁有限公司将繁忙时段的地跌票价提高30比索（约合0.04欧元），引发了智利民众的骚乱抗议，进而演变至目前的暴力活动。这次地跌票价抬高成了蝴蝶扇动的翅膀，纵火、打砸等暴力活动导致伤亡让事件逐步升级，最终形成了龙卷风：智利政府宣布圣地亚哥进入紧急状态，取消原定于在当地举办的APEC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大会。

被称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智利模式”近年来备受推崇，而智利总统皮涅拉亦在近日的电视访谈节目中称，“当前拉美政经局势动荡，智利是一片真正的绿洲”。然而，话音未落，智利局势就急转直下。此次由地铁票价诱发的大规模骚乱让人开始反思，发展了将近30年的“智利模式”究竟出了哪些问题？做客本期欧时经济茶座的专家们将给出他们的答案。

做客本期欧时经济茶座的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自力

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方

11月1日，手持智利国旗的示威者沿圣地亚哥东西主干道奥希金斯大街行进。（图片来源：中新社）

何为“智利模式”？

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12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本都应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但就在距APEC峰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圣地亚哥却因地铁票涨价引发骚乱，动荡持续升级并蔓延至周边多个城市。智利军方已接管圣地亚哥的管理权，政府方面宣布取消在圣地亚哥举办上述两个重大国际会议。

在智利平息骚乱的过程中，外界对于这个曾以“智利模式”走向了南美“经济之光”国家的治理手段进行重新思考。

回溯过往，“智利模式”究竟是什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自力指出，智利是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早的拉美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积极参与智利经济学教育，为智利培养出一批深谙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才。

1974年，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这些“芝加哥子弟”都被提拔到高位，帮助智利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归还收归国有的外资企业，取消政府对经济的管控，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完全放开市场等。

何自力称，军政府连续执政17年，政局稳定，经济政策连贯，加上智利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些都为其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创造了条件。1974年智利人均GDP为1554美元，2007年已达到10502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智利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2010年1月，智利与“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签署协议，正式成为该组织第31个成员。2014年智利人均GDP达到14520美元，被称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国家”，“智利模式”成为舆论热议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芦思姮指出，从历史变迁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起，智利业已运行30年的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开始暴露出诸多弊端与局限性。鉴于此，1973年，皮诺切特上台，开启了该国长达17年的军政府统治。

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全面铺开，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实行私有化，开放市场，拓展自由贸易。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席卷整个拉美的债务危机冲击下，该国经济曾发生严重衰退。

在这种背景下，军政府仍然坚持这种外向化的改革理念与方向不动摇。最终自80年代末起，在经历了深度改革的“阵痛期”后，智利社会经济基本面趋于平稳。1990年是镌刻在智利历史上的一页。这一年，军政府“还政于民”，该国开启了民主化进程，同样自这一年起，智利驶入高速发展轨迹。

芦思姮特别强调，此后历届文人政府，鉴于对国家践行外向型发展模式必要性的充分认识，不仅未颠覆军政府时期的经济改革，反而有效保障了这一进程的连续性，并辅以若干社会层面的政策调整，旨在构建更为稳健高效的发展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军认为，“智利模式”是国际社会对智利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发展经验和理念的赞誉，在社会保障领域该模式主要体现为在智利建立了一种个人缴费、个人所有、完全积累、私人运用的养老金运行模式。

然而，“智利模式”并没有超出新自由主义的范畴，是一种追随西方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和自由化。

他表示，“智利模式”的核心是基于“华盛顿共识”实行市场调节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领域，“华盛顿共识”主张推进降低财政赤字、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鼓励外国投资、私有化改革等措施，着力打造一个经济私有化、市场化的国家。

“智利模式”出错？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智利在全球的经济排名上都突飞猛进，但是“面子”上漂亮，“里子”却没有那么好看。

“光鲜的数字难以掩盖智利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危机。”何自力如是说。

他指出智利的问题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铜矿资源开发和出口，导致资源型产业结构严重固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迟缓，经济持续增长动能严重不足。

第二，产业结构中采矿业一枝独秀，加工制造业发展乏力，去工业化状况十分严重，缺乏完整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经济竞争力不高。

第三，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环境，深受“资源魔咒”束缚，随着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变成了劣势，导致经济增速不断下行。

第四，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社会问题不断加重，社会公共支出没有相应扩大，失业率高企，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和不平等严重，贫困率、赤贫率不断攀升，社会不公加剧，涉及民生的税制、养老金、劳工制度、医疗保险、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建设等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改善。

他认为，智利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长期存在，根源在于其实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该模式以私有制为基础，强调市场自发调节，轻视政府干预，缺乏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体制机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及克服内外部经济危机能力弱，这些都极易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冲突。

“智利其所实行的小政府大市场经济模式虽然能够激发市场竞争活力，引导资源配置，但终究不具有可持续性。”何自力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因地铁提高票价发生严重暴力冲突是其经济和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和不断激化的结果，有一定的必然性。

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方直言，受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影响，智利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乏力，而民众基本生活成本不降反涨，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出现恶化趋势，社会矛盾不断累积。

他说：“这次智利地铁票涨价30比索的小事件，却引爆了过去30年来民众对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生项目价格持续上涨等问题不满的大情绪，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

在李仁方看来，工薪阶层的长期低薪状态难以改变、基本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与公共服务短缺并存、民生部门过度私有化与民生状态持续恶化、政党纷争与民生问题长期持续累积是智利在治理国家和经济发展中的“顽疾”。

以民生部门过度私有化为例，李仁方指出，最近30多年以来，智利不仅对水、电、气、通讯、交通等部门进行了私有化，且对医疗、教育、社保资金管理等公共服务也进行了私有化和市场化。来自西班牙等其他国家的财团在智利控制着这些民生部门，并进行高度垄断经营。

而掌控智利民生部门的财团以获取利润为根本目标，不必为智利国民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而智利政府也未对他们施加有效的责任约束。

李仁方表示，由此，在各项事关国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产品及服务上，这些财团在价格制定和调整上拥有“超权力”，在供给数量和质量上也有很大的自主决策权。一旦汇率波动可能危及其利润目标，这些财团就会以涨价方式来弥补可能的资产收益损失，而这无疑会加大智利民众的经济与生活压力。

如何修正“智利模式”？

诚然，“智利模式”确实给智利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智利模式”并非万能，甚至带有负作用。

“事实上，市场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经济资源都会进入市场，人类经济活动还存在着非市场性的制度安排和机制，例如社会文化、政治传统、意识形态等都对人类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塑造作用。”崔守军认为，在智利经济腾飞前夕，强调国家调控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计划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这一作用常常有意或无意地被新自由主义者所忽视。

他指出，民生永远是最大的政治，“智利模式”最大的弊病在于没有处理好发展问题。从根本上看，智利并没有摆脱“拉美病”的痼疾，其看似光鲜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摆脱“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窘境。经济增长并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是有经济增长，没有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质量的提高，就不是惠及民生的经济发展。

崔守军直言，虽然智利的经济发展已经越过发展中国家的门槛，但“边缘国家”的“依附绳索”仍然牢牢地锁在智利的生命线上。着眼未来，践行经济结构改革，实施包容性经济增长，无疑是解决当前智利危机的必由之路。

何自力说，大量事实一再证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不是摆脱经济和社会困境、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灵丹妙药。只有从实际出发，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探索和走出符合本国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才能克服困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我们从许多惨痛教训中应获得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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