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大利青年的中国漫游：他用风趣的中文写作，理解了方言和中式披萨｜夜读·倾听

那段时间，校长想成立一个科学委员会。他常说到像“教育2.0”“教育改革”这类模糊的流行词，外教被鼓励“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某个工作日的晚上，校长召开了全体外教会议。他为大家点了比萨，下课后，外教们到休息室啃几块，再到被当作会议室的教室。

会议一开始，校长宣布了一个新的针对所有外教的鼓励机制：如果试听的学生听完你的课选择买套餐（价格高达近六万元），你会收到十四元作为奖励。有外教站起来说，这不是奖励，是冒犯。其他外教加入争论，说有学生买套餐就是因为老师，给的佣金应该要高得多。“不对，”校长委屈地回答，“学生买套餐那是因为有销售部，你们想拿佣金就去做销售吧。”会议室里的愤怒燃烧起来。

后面的议程没法谈了。外教借着混乱提出了其他的不满：由于工资是按照实际上课的时间计算的，像春节这种较长的假期，老师一整个月的收入远远无法覆盖开支。“你们以为自己是学校的明星。”忙着恢复秩序的校长说。他还说，其实对于当老师的我们，纪律要比能力重要。机构已经设置了一个教育计划，按照它去讲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他还说到足球。“你们看，”场面平静一些后，校长说，“到头来，卡萨诺、巴洛特利，这样的球员没有教练要。”公众对这两个球员的普遍认知是他们天赋异禀，要是还有头脑就好了。他们刚出道时被认为是未来的希望，可是关于他们的报道很快就远离了足球场。巴洛特利因二十七次违章停车被罚了一万英镑，又因为过于丰富的夜生活被球队罚了二十五万英镑。至于卡萨诺，2008年就有词典献给他一个新词“卡萨娜塔”（cassanata），意思是卡萨诺才会做的傻事。比起天赋，他们此后代表了麻烦。比起优势，他们更多是球队的负资产。相比开奔驰和玛莎拉蒂的他们，那天晚上在场的所有外教都是坐地铁十号线回家的。

校长发布了机构的道德准则书，语言风格压抑，还有不少错别字。准则书代表“机构价值观的连贯性”，要求教师“阅读、遵守，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向同事传播其内容”。共十七页，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图表——分男女两类，它展示着很具体的“正确服装标准”和“错误服装标准”。内容倒是不夸张（不穿短裤、拖鞋、背心），只是透露出对性别角色的传统期待、延伸到个人领域的集体秩序、对任何个性化的表现的控制。至今有同事仍然记得服装图表所使用的插图，并开玩笑说：“道德准则书有它的缺点。不过，在禁止穿蝙蝠侠T恤这点上，它一点也没错。”

道德准则书中不起眼的一条说：“教师务必负责地、体面地、透明地使用机构的所有空间。”是那种含糊的、需要写明但没想到真的会出问题的规定。出了问题，当然是因为足球。

2017年，亚历用中文写的第一封信

老马和岛民是机构的核心成员——A1到B2教了几十遍，课本都背下来了，有时还拿课文内容玩一些两人之间的内部梗。老马是国际米兰的球迷。岛民很懂，却是“无神论者”——他看球赛，甚至给体育杂志写相关的文章，但不支持哪个队。

周二晚上，有场欧冠比赛：国米对热刺。加上时差，比赛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到凌晨5点进行。年轻的时候，哪怕第二天要上班，老马也会熬夜看球赛，可是现在觉得撑不住了。他对岛民提出主意：周三下午有几个小时的空当，不如把球赛的录播下载下来，带到机构一起看，那会儿每个教室刚好装了当作电子白板的大屏幕。岛民答应了，并做好了准备：他是坚持不熬夜的人，在中国看球只看录播，因此熟悉最全的盗版球赛网站。

为了看比赛，他们选择了歌剧专业的学生用来练歌的隔音室，好不引起注意。热刺先进球，国米再追，一比一。九十分钟已过，只剩两分钟补时，比赛看起来注定要以平局收场。国米踢了个角球。球缓慢地滑向禁区内。一个头球，又一个，球像在乒乓球桌上似的来回跳动，最后进了。意大利解说员狂喜地描绘国米的绝杀，仿佛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一场没有任何逻辑的比赛！”在潘家园的隔音室，老马跟着喊出自己的喜悦。随后，有人敲门。岛民想着：这应该是已经知道比赛结果的同事，过来一起庆祝。

是玛尔塔。“你脑子有病吧。”她对老马说。如果校长是机构秩序的理论家，那玛尔塔就是执行者。她带着罗马口音，脾气也狠，从不转弯抹角，有事就管，有话直说。“对不起，对不起。”老马抱歉地说——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比赛结束了，玛尔塔走了。老马和岛民对视。他们笑了十分钟也停不下来。隔音也隔不了球迷。

每到年底，机构会举办“年度最佳外教”大赛，用荣誉（加上一千元）来奖励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大多数老师对此比赛抱着佛系的态度：只在朋友圈发个链接，提醒学生可以投票了。但茶师想的不一样，他今年想赢。

在机构的日常中，茶师表现得相当低调：跟学生保持距离，下课在休息室和同事们闲聊几句，喝个咖啡就回家忙自己的茶叶生意（那是一个品牌身份很奇特的小企业。他在朋友圈发的宣传图竟然能融合肌肉男、镜前摆拍、充满仪式感的倒茶动作、茶叶的特写等多个元素）。他常表示对学生的无奈：“我们学中文那个时候，有这么笨吗？”他从来没有和同事出去玩过——既然都是在异国的老乡，共同话题多，同事之间很容易聊起来，成为朋友。再内向的同事，怎么也参加过一两次比萨小聚。大概没有人真的讨厌他，但客观来讲，也没有太多的学生或老师喜欢茶师。

他却拿了第一名。“真的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吗？”玛尔塔可能想过，并动手调查了。一打开投票系统的后台发现，茶师的票数情况很不正常：他只用零点几秒的时间就能收到两百多票，如此重复了好几次。茶师几乎所有的票都是这样得到的。理工男出身的他用了最理性的方式来达到受欢迎的目的：雇人喜欢他。在一个有两百多人的微信群里，茶师只要发个链接，群里所有人都会给他投票。玛尔塔立刻取消了茶师的票。“你给我看下，”死活不认错的茶师反驳，“我违反了哪条规定呢？”玛尔塔怒气冲天，面对着茶师，说出了机构后人会永久记住的一句：“我，我就是规定！”

放在现实中，校长的道德感相对弱一些。在一个非常缺人手的时期，他找我参加和学美术的高中生的线上交流活动，我答应了。校长的秘书联系我之后，情况就变奇怪了。我不用和学生讲中文，甚至被要求不和学生讲中文！有意大利语翻译。秘书说，学生会拿出自己的作品，“作品怎么样会有老师在学生分享前发到群里。您到时候随时看群消息。您可以评价一下学生的作品：你的基本功不错，挺扎实的，或者色彩运用、色彩搭配不错，或者创意表现手法需要提高之类的。”秘书把我拉进工作群后，有人让我放心：“不会说你是教授，只会说你是招生部门的。”

我仿佛不懂自己在演什么戏，但基本确定了情况不靠谱。我去找秘书，问在会议上怎么介绍自己。“意大利美院的招生面试官。”秘书说。我立刻联系校长，说我不会参加。他说以前他们确实没做过这样的事情，但今年招学生难，“是在紧急状态下工作的，所以我们试图看看问题比较现实的那一面”云云。话倒讲得比道德准则书晦涩的语言自然得多。

对于在中国的意大利人，语言机构像麦当劳：入职门槛不高，短期内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至于工作的内容，每天都一样。几乎没有人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干这个活儿——我知道，可能有很少一部分，所以我说了，“几乎”。连我见过的态度最专业、经验最丰富、最受学生欢迎的意大利语外教都会在课间休息时感慨：“再做两三年，我就不干了。”这样的工作成就感极低，几乎没有发展前景，想硬着做也行，但能不做就不做。机构的外教休息室坐满了不想在那边待着的人，气氛压抑。午饭的时候，我会跟着老马和岛民走向大厦的电梯，及时逃离机构的世界。

机构楼下的兰州拉面让我们成为朋友。楼下的饭店选项比较有限：卖驴阴茎的驴肉火烧，卫生条件可疑的贵州米粉，卖早上没卖完的包子的包子铺。兰州拉面馆地方大，通风，有面有饭有菜。我们基本天天去。

以面食为主的西北菜甚至能当作某种意餐的替代品。老马会点一两个烤馕，摆在饭桌中间，装作是饭前面包。岛民最幸福的一天，是套餐里多了一个煮蛋的时候。可是他拿着托盘，到窗口排队等餐的时候，兰州拉面的收银员注意到了错误，跟上了岛民，指了指他，喊他把第二个煮蛋还回去。最糟糕的一天，是发现西红柿鸡蛋盖饭涨到了二十一元——要招募两个学生才买得起。

和他们聊到一起，我接受了自己一度害怕的平淡。饭桌上的话题离不开足球、意大利政治、课堂上的搞笑场面。聊得不痛不痒，不过我觉得刚好，像夏日淡淡的啤酒，让你清凉一些。我会感觉自我无缝地融合到了那些无关紧要的闲聊中。那是一种不需要证明自己很特别的社交，因此很放松。坐在兰州拉面馆里，我以前的那些个人经历都显得多余。我们像一部情景喜剧的编剧团队，只能靠一套原定的人物和场景来形成共同语言：机构的走廊和休息室、玛尔塔的愤怒、校长的道德改革、茶师的选举操控。这个世界无疑简单，有时狭窄又无聊，却熟悉到令人欣慰。在两千多万人的城市里挖掘出一种小镇般的错觉，还挺奇妙。

某些事件被记载进历史。有学生去了罗马，说他对斗兽场很失望，里面什么都没有。“老师，意大利怎么样？”有次一个学生问岛民，眼里闪着光。“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来中国？”岛民回答道，顺便摧毁了学生所有的幻想。在北京，那不勒斯的同事去外面吃比萨，发现了一家卖榴梿口味的，菜单中的名称还是“像妈妈做的那样”。他没忍住，对店员发了火。“怎么回事！意大利没有这样的比萨！”“先生，咱们只是应对市场的需求。”“你们不尊重他人文化！你们知道我来自哪里？我来自那不勒斯，比萨的圣地！”

几个月后，那不勒斯同事搬到了英国，我们替北京所有的比萨店松了一口气。遇到像草莓、巧克力那样非主流的比萨口味，他依然会拍照，发到我们几个人的群里。要是有机会，基于面对那不勒斯同事的爆发所表现出的心平气和，岛民希望将比萨店店员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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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意] 亚历/著，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