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代性初探——关于中国道路的解释框架

1921 2021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见，中国道路作为一种独特现代性模式，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次推送文章的作者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成员唐爱军，他长期研究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道路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现代性类型，它将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性文明有机融合，开创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他这篇文章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文章（比如，《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中国道路：超越资本现代性》等）都集中论述了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本期推送，希望有助于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的认识和研究。

01

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目前，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的解释框架，主要表现为各种现代化理论或“现代性话语”。在这里，我们主要概述七个方面的内容。

（1）“经典现代性”。经典现代性理论^[2]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它主要是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理论阐释，其核心主张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实质是现代工业文明取代传统农业文明，强调立足现代工业文明阐释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强调现代化模式的普遍性和唯一性，认为后发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完全遵循现代化规律，实际上这些规律只不过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并且是西方早期工业化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一些学者主张用经典现代性解释中国道路。他们认为，作为一种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无非是遵循了“现代化普遍规律”，中国市场经济模式、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模式等无非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的学习和运用。^[3]

（2）“反思性现代性”。西方学者贝克、吉登斯等人认为现代性包括了传统现代性（即经典现代性）和反思性现代性（即第二现代性）两种类型。传统现代性主要针对的是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反思性现代性主要针对的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再现代化问题。“如果说简单（或正统）现代化归根结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即反思性现代化——引者注）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4]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经典现代性无法解释中国道路，可以借鉴反思性现代性把握中国道路，主要理由在于：一是，反思性现代性着眼于对经典现代性的批评与修正，用它考察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吸取西方早期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二是，反思性现代性着眼于对西方社会高度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等）的反思，用它观察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提前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并力图避免。

（3）“后现代性”。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即经典现代化，开始进入经典现代化之后的发展阶段，一些学者将其表述为“后现代”。后现代性理论是一个宽泛的总称，至少包括了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化（实证）研究等，不同理论流派的思想差异也特别大。后工业社会理论主要是对经典现代性和工业现代性的批判性重构，关注后工业时期的现代化问题。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现代化展开彻底批判，走向了现代性的反题，后现代主义更多体现为文学和审美领域的理论思潮。后现代化理论主要从不同实证性学科对后物质主义和后现代文化进行研究。我们在本文所谈的后现代性主要指的“后工业社会现代性”，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贝尔。“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如果资本是劳动的具体体现，我们就可以谈及劳动价值论。但是，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并不在劳动价值论，而在知识价值论。”^[5]在工业社会，私人所有制是中轴，在后工业社会，知识和技术则是中轴。一些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可以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文明，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知识化、信息化阶段。因此，他们主张用后现代性话语阐释并引导中国道路。

（4）“多元现代性”。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最早提出该概念。他指出，西方现代性尽管是现代性的原初模式，但并非现代性的唯一模式，现代性存在不同的、多元的模式。“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6]一些学者主张用多元现代性解释中国道路，突破西方现代性的普遍话语模式，强调中国道路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模式。

（5）“资本现代性”。资本现代性理论主张从资本逻辑出发把握现代性的本质、矛盾以及未来趋势。用资本现代性话语考察中国道路，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道路就是承认资本、利用资本的现代化道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等都是资本逻辑展开的结果。中国现代化成就根源于中国引进资本，发挥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根源于资本逻辑，它们是资本“反文明面”的具体表现。

（6）“复杂现代性”。国内学者冯平、汪行福比较早提出复杂现代性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经典现代性，还是多元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都是单一现代性、简单现代性理论，没有关注到现代性的复杂性。复杂现代性涉及到三个层面：第一，现代性在价值规范层面上呈现的复杂性。它指的是现代性规范和价值上的分歧。现代性有不同的价值原则，在既定条件下，这些价值原则往往是冲突的，或者说无法同时实现，这样就需要“价值排序”，即便是同一价值原则，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往往有不同的认知与选择。第二，现代性在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上的复杂性。第三指现代性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发展性，即在其实现过程中它的规范、内在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生成性和所具有的开放性。^[7]同时，他们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三大张力之中，这使得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必然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所以只能用复杂现代性才能有效解释中国道路。

（7）“反现代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现代性理论”在当代中国，伴随着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潮流凸显出来。反现代性理论对现代性持激进批判态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道路、现代化变迁及其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解释。反现代性话语主要有两种路向：一个以文化保守主义为代表；一个以激进主义为代表。前者过于脱离中国现代化实际，在这里，我们不予介绍，主要概述后者相关主张，代表人物是汪晖。他指出，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因素影响，中国现代性思想从一开始就有了“反现代”的取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1978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特征就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它通过中国经济以及社会文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接轨，把中国社会纳入全球性的市场社会”^[8]。由此，用反现代性话语解释中国道路，主要指的是站在价值规范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乃至资本主义化的批判性反思。

以上这些“现代性话语”尽管为我们阐释中国道路提供了非常好的“他者”视角，但是由于各自的局限性，它们都无法有效阐释中国道路，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加以概述。一是现代性的总体性维度。现代化涉及到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生活层面，由此而来，作为其理论表达，现代性必然是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总体性概念。因此，对中国道路的现代性阐释也必然需要立足总体性视野，仅仅从单一维度（比如，资本现代性主要是从经济维度）考察中国现代性，容易导致对现代性的片面理解。二是现代性的时间维度。现代化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到目前为止，它至少经历了启蒙时期、工业化时期以及后工业化时期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如果忽视现代性的时代性问题，完全用过去的现代性范式解释当代中国现代性，容易导致错误理解。用后工业现代性可否解释当代中国现代性呢？其实也是不行的，它忽视了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从现代性发展程度看，当代中国与当代西方社会并不处于“同一时代”。此外，多元现代性同样没有区分现代化的阶段性、时代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把同一现代性的时代差异性误认为不同类型现代性的本质差别。三是现代性的空间维度。现代化既有一般普遍性，也有具体的特殊性，它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的发展模式、表现形态等是有差异的。经典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等都是围绕西方国家这一特定空间展开理论概述的，即便存在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也不过是在时间维度上的拓展性思考，仍然是没有将现代性的民族性问题纳入其中。四是现代性的事实维度。反现代性话语实际上是单纯的“外在批判”类型，即便抓住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问题展开批判，也是以偏概全，脱离了中国道路的经验基础。复杂现代性主要涉及的是关于现代化价值、目标、路径和条件等。但它主要不是对某一个现代化道路或现代化类型的提炼与阐释。复杂现代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复杂现代性并不特指中国现代化类型，它同样可以指称西方国家现代化类型、东亚国家现代化类型等，因为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呈现出复杂性等问题。由此，它解释中国道路的经验基础也不是很充实。

总而言之，以往的现代性话语都无法有效阐释中国道路，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实践研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切合中国现代化实际的“中国现代性话语”。

02

历史方位或时空坐标等决定了中国道路的解释框架只能是“现代性”范式。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复杂性等决定了这样的现代性解释框架只能是“新路向”，也就是不同于以往现代性类型的“新现代性”。国内关于新现代性已有相关研究，比如，任平从对资本经典现代性与苏联经典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双重超越的角度，界定中国的新现代性概念。^[9]高飞乐等人，把新现代性界定为当今后工业化和全球化时代中的中国新型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10]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明确新现代性概念，并对其核心内涵进行深入阐释。

新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新现代性”（Neo-modernity），它是“现代性”的子概念。现代性是什么含义呢？不同的现代性理论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解释是不同的。启蒙现代性理论认为，现代性是对从16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发生的深刻变化的总结，尤其强调，理性、主体性、个体自由等是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经典现代性理论指出，现代性描述的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和特点，核心是对工业文明的制度、观念等总和的提炼。当然，还有其他相关理论对现代性的界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大致说来，对现代性的界定主要遵循了两个标准：“时间界定”和“性质界定”。可见，现代性是一个具有时间要求的性质概念。现代社会就是在现代时期内、具有现代特点的社会。作为现代性的特定类型，新现代性满足现代性的一般定义和普遍规定性，但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特殊性和具体性。作为从中国现代化发展实践和中国道路提炼出的现代性概念，新现代性有着更为具体的限定。我们认为，可以从“六个维度”把握新现代性这一核心概念：

一是总体性维度。正如前文指出，现代化是全面的、总体的变迁过程，涉及到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新现代性的总体性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范围”。它涉及到中国的所有地区、而不是局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二是“领域”。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而不是某个领域的现代化。新现代性一般关涉到“六个领域”：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二是时间维度。关于中国现代化起点和发展阶段问题，大家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普遍认为中国现代化阶段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1840年到1911年，晚清时期的现代化起步阶段；从1912年到1949年，民国时期的被动的、局部现代化阶段；从1949年起，新中国以来的主动的、全面现代化阶段。新现代性并不泛指近代以来的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而是有所限定的，它的时间范围应该是1949年以来的发展阶段。新现代性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现代性。1956年，我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进程，这构成了新现代性的基本属性。当然，新现代性的起点可以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因为，从1949年开始，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定向。从狭义的角度看，新现代性特指1978年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起点也构成了新现代性重要的时间维度。此外，新现代性的时间维度还涉及到对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考察。当代中国并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所以，用后现代性界定中国现代性阶段是不合适的；当然，由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现代性的诸多要素（知识化、信息化）在某些方面、以某种方式“介入”到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中国现代性是受后现代性牵引和引导的，因此，用经典现代性界定中国现代性阶段也是不合时宜的。新现代性的时间维度揭示出，当代中国现代化正处于（以后工业化为潮流的）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中后期。三是空间维度。新现代性探讨的是在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空间范围内的现代化。从生产力角度看，与西方早发型现代化不同，中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化，起点低、底子薄；从人口特点看，中国人口有14亿左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现代化任务也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中国现代化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从区域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呈现着现代化的不同步性特点。四是制度维度。任何一种现代性模式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的。新现代性是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化的结合，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新现代性的基本性质与未来走向。新现代性与经典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等有着本质性区别，无论具体模式特点如何，它们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五是经验维度。新现代性包含了理想规范层面，但不是主导面，如果过于停留在规范层面，容易流于抽象，对实践的发展并无多大的指导意义。在本文，我们提出的新现代性主要是基于对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的观察与总结，它建立在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改革模式以及其他重大现实问题等“经验基础”之上。只有通过观察、分析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才能理解中国道路，把握中国新现代性模式，也才能理解新现代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才能解释它的优势和不足。六是规范维度。新现代性以中国经验为基础，但是又超越了经验层面，包括了价值规范维度。新现代性超越了经济发展模式层面，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传统、现代文明价值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它超越了器物层面，指向一种新文明秩序构建。

把握新现代性核心概念，还可以结合“他者”视角，尤其是三个主要参照系加以阐释，进而凸显其独特性。一是经典现代性。它是人类社会现代性的第一个类型，对现代化的后来者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但是，由于时空条件上的巨大变化，当代中国现代化、中国道路必然呈现出自身新的特点。二是后现代性。西方后工业社会所呈现的现代性指引着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最新方向，其必然对中国道路产生重要影响，但这些影响只能作为外部的重要参照系，而不能构成新现代性的本质规定，因为当代中国仍然处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阶段，“经典现代性任务”还没完成。三是苏式现代性，即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本质上是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以计划经济为核心。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新现代性超越了苏式现代性，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概述之，作为一种现代性类型，新现代性新就新在区别于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苏式现代性所具有的新特质。

03

新现代性理论是对中国道路的现代性表达，在回答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路径、条件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形成了一些具体理论，它们构成了新现代性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勾勒出新现代性的基本框架，也构成对中国道路阐释的主要视角。

一是现代化目标。从政治层面看，中国道路的目标是三个方面：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从现代性角度看，中国道路的现代化目标是：（1）“社会变迁目标”。现代化首先意味着社会结构变化、社会秩序变迁，在此基础上所呈现的人类文明进步。中国现代化意味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实现从传统性到现代性的社会建构。（2）“国家发展目标”。新现代性目标的核心指向是国家本身的发展，要成为“现代化强国”。从国内角度看，国家发展目标体现为“国家进步目标”，它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公平程度、民众生活质量等一系列指标所构成。从国际角度看，国家发展目标体现为“国家地位目标”。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现代化目标就是追赶和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世界先进水平。（3）“人的发展目标”。包括现代化在内的任何一种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最终要体现在人的解放和发展上。“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1]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人的解放程度就越高，自由度就越高。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变革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进程中，新现代性不断破除人的依附性和物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人的独立性，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是现代化过程。从最一般意义上讲，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属于“追赶型过程”，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引领型过程”。作为一种追赶型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过程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呈现跨越式发展的鲜明特征。从阶段划分看，1949年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7年的新现代性的探索时期，该时期以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从1978年到2001年的新现代性的形成时期，该时期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从2002年到2012年的新现代性加速发展时期，该时期以新型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从2012年以来的新现代性的新时代，该时期以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

三是现代化动力。在现代化动力问题上，经典现代性理论、“新教伦理论”、依附论以及世界体系论都存在片面性。新现代性理论既不是文化动力论，也不是单一的经济动力论，而是综合动力论；既不是单纯内源性，也不是单纯的外源性，而是包括了内外两个动力源，并且以内在动力为主。从微观层面看，新现代性涉及到创新、竞争、国际交流等具体的动力要素。探讨新现代性的动力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着眼于中观层面，揭示新现代性的动力机制问题。西方现代性基本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动力类型，苏联模式则是以国家权力为垄断的动力类型。新现代性理论构建了资本-国家（权力）-人民三元动力机制。新现代性承认和利用资本，充分发挥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机制作用；在“时空压缩”条件下，新现代性突出国家权力在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构建有效国家能力，实行现代化追赶战略；人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新现代性契合了民众的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日常生活需要，现代性事业同每个人利益诉求相关切，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参与并且能从中获利。可见，新现代性实现了“发展的内源化”，就是说，使得民众从现代化发展的“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中国现代化建设可以从民众需要那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四是现代化模式。所谓现代化模式指的是现代化的发展类型或实践路径。现代化模式有不同角度的划分或归纳，比如，先发型与后发型、内生型与外源型、主动型与被动型、计划型与市场型，等等。一般而言，可以从两个维度划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第一，从现代化要素的不同组合模式进行划分。罗荣渠提出了三种典型的现代化模式^[12]：（1）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2）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合+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3）混合式现代化模式：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我们认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也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但是也不能抽象地归结为混合式现代化模式。它本质上仍然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它破除的是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新现代性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类似的表述可以概括为：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市场经济+（人民民主的）有效国家权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新现代性模式的核心要素。第二，从现代化的战略安排进行划分。西方国家的战略路径是先完成经典现代性（第一次现代性），再进行后工业现代性（第二次现代性），中国与之不同。“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13] 新现代性的战略选择既不是先进行第一次现代性，再进行第二次现代性，也不是直接进入第二次现代性，而是选择同步进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两次现代性有机结合起来的“综合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它遵循了并联式现代性的新逻辑，超越了串联式现代性的旧逻辑。

五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现代社会的特征集合就是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现代性，当代中国社会特征既具有现代性的一般属性，又具有独特的特殊属性。在这里，我们通过与传统性、经典现代性、后工业现代性比较的方式，来勾勒出中国新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参看图1）

传统性、经典现代性、后工业现代性、中国新现代性的特征比较

图1（来源：自制）

04

作为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表达，新现代性是三大逻辑（社会主义逻辑、现代化逻辑、民族复兴逻辑）的有机统一，因此，以往任何单一逻辑的现代性话语，比如苏式现代性、资本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反现代性等都无法整全地解释中国道路。构建中国道路的现代性框架只能是包含了社会主义逻辑、现代化逻辑、民族复兴逻辑的“新现代性”范式。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三者有机统一，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三位一体”，使得中国道路超越了以往现代性类型，表现为新现代性文明特质。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详细地论述三大逻辑的丰富内涵及其相关关系，只能择其要点进行阐释。

一是社会主义逻辑。新现代性独特性首先在于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结合，新现代性之“新”主要由社会主义逻辑所决定，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窥视其基本规定性。（1）价值—规范层面。社会主义逻辑首先表现为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嵌入到中国现代化实践中，构成中国道路的规范基础，它们在与资本主义价值原则的对比下，展现出自身的独特性。第一，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超越了以资本为本的发展逻辑。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以实现资本增殖为最高逻辑，社会主义现代性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当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中国新现代性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资本，搞不搞市场经济，而在于以什么为现代化发展的最高原则。以资本为本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以人为本的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逻辑以实现“两个解放”为导向：“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17]第二，社会主义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超越了“市民社会”原则。“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8]市民社会原则就是利己主义原则，它把“原子化个人”或私人利益当成社会的最高价值。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以市民社会原则为基本建制的，新现代性则是以人类社会原则为基本建制，它超越了“利己主义”原则，从根本上把具有实体性内容的“集体”或“社会”作为其全部建制的基础。^[19]具象说来，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逻辑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以实现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2）实践—制度层面。社会主义逻辑表现为社会主义价值原则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得以制度化，并且这些制度对现代化的实践进程起着支配作用。比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核心的制度要素）对资本、市场经济的驾驭，确保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的方向，它超越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模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对人民民主的制度支撑功能，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模式，等等。

二是现代化逻辑。现代化逻辑是贯穿中国道路的一条主线，它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仅从四个方面概述之。（1）现代化的目标导向。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目标导向，20世纪50、60年代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就是“四个现代化”；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21世纪上半叶的“新三步走”战略安排；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这些战略目标或安排都是“现代化导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规制着中国道路的基本逻辑。（2）工业化逻辑。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现代化的主轴，现代化逻辑的核心是工业化逻辑。中国道路不断推动着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它遵循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规律。（3）市场经济逻辑。从技术社会形态看，现代化逻辑表现为工业化，从经济社会形态看，它表现为市场化。现代化阶段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20]现代化逻辑就是市场经济逻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承认并运用市场经济逻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4）自由民主文明逻辑。新现代性广泛吸纳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性文明成果，自由民主文明不仅作为价值理念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而且获得了制度载体，为现代人的政治解放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是民族复兴逻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才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21]民族复兴逻辑与社会主义逻辑、现代化逻辑深度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内在本质。民族复兴逻辑有三个维度。（1）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逻辑。经典现代性的基本范式是传统-现代的二元论，认为两者是完全对立的、不相容的。把现代社会之前的事物，比如文化、社会行为方式、思维观念等，统统归结为“传统性”或“传统主义”——落后的、愚昧的、僵化的。把现代社会存在的或新出现的事物归结为“现代性”——进步的、文明的、发展的。现代化就是用“好的东西”、“先进的东西”（现代性）完全去取代“坏的东西”、“落后的东西”（传统性）。我们认为，经典现代性是一种“固体模式”思维方式：传统与现代化类似于两个不同的“固体”。两者是断裂的、对抗的。现代化表现为在特定时间、固定空间中对传统的否定、拒斥和替代。新现代性打破了这样的二元论，它是一种“液体模式”思维方式：传统与现代化类似于流动的、相互交融的液体。传统与现代化不是断裂的、对抗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后达到相互改变。民族复兴逻辑之所以能够贯穿于中国现代化进程，首先是建立在这样的辩证逻辑的基础之上的。新现代性不是否定中华传统尤其优秀传统文化，而是要在现代文明视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融入到中国现代性文化体系中，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民族复兴是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的。（2）民族复兴的富强逻辑。近代以来，西方资本文明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2]。近代中国被抛入到“三个从属于”的支配-从属的权力结构中，处在世界的边缘。近代以来，中国人“全力关注中国的令人遗憾的衰弱，把矛头直指中国所缺少的富强”^[23]，复兴是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一等大强国”^[24]。富强逻辑构成了民族复兴的基本性质，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发展道路使得中华民族不断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强起来意味着中华民族要从“中心—边缘”依附中摆脱出来，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恢复中华民族本来的世界地位。（3）民族复兴的文明逻辑。中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型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包括了富强逻辑，更包括了文明逻辑；中国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增强，更是文明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它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而且还在于，其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将客观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25]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方面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性文明有机融合，开创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民族复兴意味着要在文明维度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意味着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文明体系中重新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就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6]中国贡献的核心是文明贡献，新现代性在未来实践过程中不断将文明逻辑发扬光大，逐步构建新的文明秩序，只有如此这般，民族复兴光明前景才能到来。

总而言之，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积极构建中国道路的现代性话语范式，掌握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新现代性理论范式阐释中国道路，彰显其独特的现代性类型，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阐释路径。当然，我们只是初步提出了这样的设想，粗线条地论述了新现代性的相关内容，用新现代性（抑或其他现代性范式）阐释中国道路还需要学界深入而持续的研究。

^[1] [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2页。

^[2] 把握经典现代性的理论要点，可以参看亨廷顿：《关于现代化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04-206页。

^[3]《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对话陈志武》，《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8期。

^[4] [德]贝克、[英]吉登斯、[英]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页。

^[5]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9-10页。

^[6] [以]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4页。

^[7] 冯平、汪行福等：《“复杂现代性”框架下的核心价值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8]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67页。

^[9] 任平：《新中国70年：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10] 高飞乐、高远：《新现代性论纲——探索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范式的一种中国话语》，《东南学术》2013年第2期。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1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0-172页。

^[1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9页。

^[14]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9-68页。

^[15] 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16] 四条标准参考了何传启的相关成果。具体可参见何传启：《现代化科学领导干部读本：现代化100问》，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第33-3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19] 吴晓明：《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2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23] [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8页。

^[24]《孙中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4页。

^[25] 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列宁“晚年之问”与中国道路的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