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2024年10月11日发布:培养一位僧人有多难？大咖云集中国佛学院探讨新时期佛教教育

11月25日，由中国佛学院举办的“新时期佛教教育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佛学院大礼堂举行。众多专家学者与广学多闻的法师汇聚一堂，讨论了现代佛教教育的问题。

参与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有三十余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

此外，还有来自中国佛学院、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河南佛教学院、峨眉山佛学院、云南佛学院、戒幢佛学研究所、杭州佛学院等院校100多名学僧参与。

这些博学多闻的学僧和学者共同交流，主要探讨的是新时期的佛教教育体系建设、新时期的佛教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新时期佛教院校教师体系建设、传统佛教教育体系建设，以及新时期的佛教院校教学体系建设等五个议题。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宗性法师表示，中国佛教教育在近一百年来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在时代快速转型与文化价值观多元的新时代，佛教教育事业如何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还有很多拓展的空间。

僧教育的话题常谈常新，一直以来也受到佛教界的重视。如今，人们对僧教育的讨论，达成了怎么样的共识呢？禅风君和大家一起来了解。

作育僧才，僧教育早已受关注

其实对于僧教育的关注，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从晚清民国开始，中国佛教就有大量高僧大德在探究僧教育的方法与方向等问题。

例如，太虚大师曾提到：“故今为保存发扬整个的佛教计，必须造成真能住持佛法之僧才，为风雨飘摇中的佛教僧寺开一新出路。此为办僧教育之目的，亦为汝等学僧来此求学应抱之宗旨！”

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

太虚大师曾提出，培养僧才需要立足于戒律，培养健全的僧格。他说：“僧之僧格，即如人之人格一样。假如僧不具僧格，即不能谓之为僧。”

而“习律”之后，还需要通过“学教”、“修证”这两步，建立长远可行的学修志向，并付诸实践。基于这样的僧教育理念，太虚大师创立了明确的三级修学制度，并以此成立武昌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不少佛学院也受到这些理念的深远影响。

与太虚大师同一时代的弘一大师、巨赞法师等高僧，也对于僧教育有着诸多探究，但各有不同偏重。例如弘一大师重视僧教育中对于基本的善恶因果的信心建立，而巨赞法师则更重视僧人的学术化。

到了现代，更有赵朴初居士“中国佛教的当务之急，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的振臂高呼。可见百年树人，僧教育确实不是一时一代所能完成的工作。

多闻善思，僧才要能契理契机

百余年的僧教育探讨，在历代高僧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佛教界形成了不少的真知灼见与共识。这其中，最为关键，最能得到普遍认可的，莫过于对培养出的僧人，需要在弘法中做到“契理契机”。

所谓契理契机，便是要求僧人在弘法活动中既能够不离佛教戒定慧的根本，又能够顺应时代社会的需求，关怀社会，不与时代脱节。这就要求僧人需要具备高尚的僧格与适应时代的个人素养。

例如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正慈法师便曾探讨过这个问题。正慈法师认为，人间佛教理念的践行还有很大不足，因此在僧教育中，要重视培养僧格人格，使僧人成为现代化弘法人才。

对此，正慈法师说：“僧伽教育的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要服务于时代之所需，又要确保佛学院所输出的僧才具足智行悲愿的人格。”

而这一话题也同样在这次“新时期佛教教育体系建设”会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例如戒幢佛学研究所副教务长宗志法师提出，佛教的学术研究，可以采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并保留传统的特色，佛教的师资培养应该通过进修和相互交流来推动。

中山大学龚隽教授则表示，近代以来，汉传佛教教育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佛教内部的经典研习，如何面对和善巧应用来自于外学的资源，而不是一味抗拒外学，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教育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宣方教授则提出，佛学院僧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多闻多思，确立闻思正见，确立学习目标。把握这个总纲，然后在某个感兴趣的领域深入研究，最后才是旁通。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造就立足佛法根本，而又适应时代特点的现代化学僧，是教学两界对于当今佛教僧教育问题达成的共识。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这是无论社会上的建设，还是佛法中僧才的作育，都具有一致性的规律。

佛教文化教会人们勇于为善，勇于求真，而教学两界从近代到当今的不懈努力，灯灯相续，也确实让人们看到佛教不畏艰难，不因过去的落后而沮丧的探索精神。

相信在各界的努力下，未来对僧教育的探索，会有越来越明晰的方向；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僧，向社会各界展现出佛教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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