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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77周年纪念日。长期以来，“台独”势力和日本右翼势力，把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作为起点。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70多年前发生于台北的“二·二八”事件，虽系台湾人民为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而爆发的一场悲剧运动，然而导演这一悲剧并人为扩大事态的罪魁祸首，则是战败前夕的日本政府和少数别有用心的“台独”分子。

换言之，“台独”势力和日本右翼势力将由日人一手酿成的“二·二八”悲剧，歪曲为“台独”运动的首次实践，不仅完全违背史实，而且暗含阴险之用心。

那么，就让我们重点澄清“二·二八”事件究竟是不是“台独”逆流之起点，进而指出“台独”逆流到底始于何时以及究竟谁才是始作俑者。

1、抗战胜利前夕的日本策划“台独”阴谋

1945年8月15日至10月25日，在骄横狂暴、不可一世的“大日本帝国”宣告投降，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行将结束之际，部分不甘心失败、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日军主战派少壮军人，企图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乘机制造“台湾独立”，而后“复归”日本。

当时，在台湾的日本军人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

8月16日即裕仁天皇发表投降诏书(名曰《终战诏书》)翌日，以参谋长谏山春树、少校参谋中宫牾郎和牧泽义夫为首的驻台日军主战派，不甘心放弃经营了50年的殖民地，遂勾结台湾少数“皇民意识”浓厚的亲日士绅辜振甫、林熊祥等，秘密策动“台湾独立”。

他们成立了一个“台湾自治委员会”，在台北太和门召开紧急会议(即“太和门会议”。因位于台北草山——今阳明山，又称“草山会议”)，商讨“台湾独立事宜”，并草拟了行动计划。

他们首先宣布广播播放的投降诏书是“伪诏”，议决在中国政府接管之前，以残留在台湾的18万日军（包括陆军5个师团和6个独立混成旅团、空军1个飞行师团以及部分海军），29万日侨，共计47万人为后盾，通过煽动台胞“自决”和成立“台湾自治委员会”，宣布台湾“独立”。

他们甚至叫嚣要把台湾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作为日后复兴“大日本帝国”的战略基地。

当时在台湾除残留47万日军和日侨外，还有大批精良武器和充足的粮食，应当说日人制造“台独”既有时间也有力量。

然而，此次“台独”计划胎死腹中、未能得逞。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一是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意志坚决；二是中国政府收复失土的立场坚定；三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的规定明确；四是日本末任驻台总督安藤利吉出面劝阻；五是这一分裂中国行径既违势又悖理。

当时，安藤利吉曾于1945年8月19日，对谏山春树参谋长和安藤正少佐说：

“台湾人有识者诸君说，趁这机会希望台湾独立，来要求我的理解和协助。……他们就这么说，说我们台湾人虽然也是汉民族的一员，但是希望建设自己独立的国家，也就是拒绝要做中华民国的国土。我自己也喜欢台湾和台湾人，希望这个岛和台湾人能够幸福。但是，独立的主张似乎缺乏现实性。”

解读一下安藤总督的这番话便不难明了。他“喜欢台湾和台湾人”。也想支持台湾“独立”。然鉴于“独立的主张，似乎缺乏现实性”而只好作罢。

不过，有关安藤利吉对“台独”的真实态度，近年有新说法。

即：

1945年8月14日，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决定，由裕仁天皇在15日发表“诏书”宣布投降，要求日本占领下的朝鲜、中国台湾及其他所有当地媒体，8月15日必须刊登昭和天皇的投降诏书。可是，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却推迟一天发表。

日本昭和天皇投降诏书研究专家日比恒明认为，他这么做有两种可能：

一是安藤利吉可能想争取时间，在混乱发生之前把台湾交给“台湾独立派”统治；二是安藤利吉可能企图与日本本国划清界限，以自己的势力在台湾“建国”。

2、对“台独”分子的清算

实际上，当时日本军政人员制造“台独”之图谋早为蒋介石所洞察。

蒋介石不仅委任时任陆军大学校长、第25集团军司令、著名日本通陈仪为台湾省首任行政长官，而且在陈仪赴任前，多次叮嘱和训示他严密防范“台独”活动，对“台独”分子及其组织要严厉打击、坚决取缔、绝不手软。

陈仪到任后，谨遵蒋介石的指示采取行动，对“台独”骨干分子进行了严惩。

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对发生于八·一五前后的上述“台独”案件进行了全力侦破，于1946年年初逮捕了“台湾自治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辜振甫、林熊祥、许丙、简郎山、徐刊泉5名台湾人嫌犯，并作为“台籍战犯”，于1946年6月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据查，5名嫌犯有的是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评议员”，有的是“日本贵族院议员”之子，有的甚至是日本特工，均与日本渊源甚深。

起诉书举证犯罪事实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依《波茨坦公告》应归还我国。该被告等仍不愿归附祖国，乃与日本驻台参谋少佐中宫牾郎及牧泽义夫，拟定台湾自治委员会草案，共同阴谋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使台湾独立，且擅自攫取自委会之重要地位。”

1947 年7 月 29 日，台湾省战犯军事法庭进行了宣判。

判决书进一步揭露了中宫、牧泽等日本旧军人“不甘投降，阴谋假名自治，窃据台土”的阴谋活动；进一步谴责了5名“台独”被告“毫无祖国观念，媚敌求荣，不遗余力”的丑恶行径。

结果，法庭判处辜振甫有期徒刑2年零2个月、许丙和林熊祥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简郎山和徐刊泉无罪释放。

至此，历史上第一个“台独”组织——“台湾自治委员会”，昙花一现、土崩瓦解。

另外，参与当年收复台湾工作的台湾商人陈重光，也有回忆：

“早在1946年2月间，即台湾光复不久，刚完成接收任务的‘台湾警备总部’突然发出一份‘战犯逮捕令，下令逮捕许丙、辜振甫、林熊祥等台湾著名士绅。逮捕的理由是这批士绅在日本投降前夕，曾与日本帝国殖民政府的少壮派军官秘密聚会，阴谋搞台湾独立运动。”

综上不难看出，战后首次“台独”分裂活动，不仅由原驻台日军一手策划，而且其5名台湾主犯，也均为当年日本殖民主义者一手豢养的直接为“大日本帝国”效命的“皇民”分子。

尽管此次“台独”分裂活动，因中国政府和两岸同胞坚决反对而未能得逞，但其影响既恶劣又深远。

这一事件表明，包括这些旧军人在内的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是“台独”逆流的始作俑者和首开“台独”运动先河的罪魁祸首，为中国未来统一大业种下了祸根，而且预示着这股政治势力日后将成为支持“台独”、阻挠我两岸统一的主要外部势力之一。

3、“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台独”分子和日本右翼分子声称，“台独诉求”肇因于“二·二八”事件，而“二·二八”事件又缘于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官逼民反”，甚至将“二·二八”事件说成“台独”运动之开端。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就前者而言，“台独”毒瘤之孽生系多方面因素作用所致：

既有台湾屡遭外族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影响，也有战后以来台湾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驱动；既有日、美等国敌对势力长期豢养和扶持等外部因素的人为推动，也有台湾当局治台失误和长期丑化大陆这一内在因素的负面作用。

因此将所谓“台独诉求”完全归因于“二·二八”事件，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最近台湾的一个“二·二八”事件课题研究小组的研究结论，就完全推翻了“二·二八”事件缘于国民政府腐败统治和“官逼民反”的传统观点。

以朱宏源为首的台湾“中央研究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的最新研究结论是：

当年导致“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元凶，并非已故“总统”蒋介石，也不是什么“官逼民反”，“日本政府才是元凶”。

研究小组成员、佛光大学副教授武之彰认为，“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百姓和军人，一时还不能适应战后初期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的新生活；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台湾人(实为日本人豢养的“皇民”分子)自认为是日本人，感到无法接受当时远未现代化的中国政府统治所致。

他甚至认为，“二·二八”事件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场“日本人打中国人”的战争，加上当时长官公署未予以及时处置，处处让步挨打，直至全台政府机关近乎瘫痪，行政长官陈仪才被迫，于3月6日向蒋介石请兵镇压，“不但不是官逼民反，反而可说是民逼官反”。

小组成员、民间史学工作者戚嘉林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台湾米粮歉收三分之一以上，加上为支援前线作战，日本政府在台湾实施严格的粮食配给制度。

但从战争结束到中国政府接收台湾前，日本政府不但全面解除了台湾的粮食管制，还从日本国内空运钞票到台湾，向在台日本公务员预支了数月工资，让其撤走前大肆抢购，造成台湾物价飙升13 倍之多。

正因日本政府，在战后初期又蓄意发动了残酷的经济战争，致使陈仪为首的长官公署无法掌控时局，而使台湾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

真相本来如此，可当时日本政府玩弄的这一阴谋，却使台湾人民误认为是新来的中国政府施政不当导致了生活艰困。

可见，“元凶其实是日本政府”。研究小组组长、“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朱法源则指出，当时美国派往台湾的乔治·克尔等3名情报人员，充当了“二·二八”事件的帮凶。

为了达到让美国托管台湾的目的，他们处处协助“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对抗长官公署。

4、日本人与“二·二八”事件

其实，当年国民党当局在分析“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时，已注意到事件背后日本人的影子。

据日本右翼学者、山口大学教授铃木满男披露，蒋介石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即3月10日发表的《事件第一声》中，就有“勿为日人窃笑”一语，并将事件的原因归咎于“日本统治”和“奴化教育”。

蒋介石当时就能洞察到“二·二八”事件，背后日本人的影子，实属不易。这也是蒋介石在战后既“亲日”又防日的重要原因。

这起缘于日本政府阴谋发动的“经济战争”的悲剧事件，尽管被镇压下去，但它在台湾各阶层人士中的确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首先，蒋介石政权对台湾人民的残酷镇压，使部分普通台胞，误将来自大陆者一并视为外来“统治者”和“剥削者”，进而形成了彼此间的隔膜，以致喊出“台湾独立”口号，要求脱离中国。

其次，使类似辜宽敏的台湾有产阶级，鉴于在蒋政权束缚下无法自由发展经济，同时又怕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后“损害”自身利益，遂先后提出“倒蒋建台”、“台湾独立”等主张。

这不正是当年在台发动“经济战争”的日本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吗？

因此，即便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导致“台独”意识滋生和“台独”势力形成的促成因素之一，那么其元凶也是日本政府。

1952年年初，日本人前根寿一曾秘密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赴台考察报告书，称：

“台民20 岁以上者皆谙日语，台民经历二二八事件后对日本留恋乃超过日人想象。”

尽管前根所说显然言过其词，但即便如此，这不同样是战前推行“皇民化运动”和战后导演“二·二八”悲剧的日本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吗？

由于日本政府及其右翼势力，通过战前殖民统治在岛内豢养出一批数典忘祖的“皇民”分子，战败前后又一手策划了首次“台独”分裂活动和导演了恶化台湾人民与祖国感情的“二·二八”事件，因此它才是“台独”祸根的真正播种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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