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一本崇尚诈力的权谋书，作者以“法术之士”自居，专门向君主讲授如何利用法术来维持统治的“君人南面之术”。《奸劫弑臣篇》说君主的周边都围绕着一群觊觎权力的人，稍微疏于防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人君必须要掌握威权，懂得运用法度与权谋来绳制下属。《韩非子》中关于权谋诈力的论述数不胜数，然后在《说林篇》中却有一则内容是例外。

《说林》里有一段记载了两个相反的故事，第一个故事说魏国将领乐羊领兵攻打中山，当时他的儿子就在城中，中山君为此十分愤怒，不仅烹杀了乐羊的儿子，而且还将一杯人肉羹送到魏国营帐中去，试图羞辱乐羊。结果乐羊一饮而尽，不受丧子之痛的影响，依然全力攻克了中山。魏文侯知道后称赞说：“乐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谁知有人却挑拨道：“其子而食之，且谁不食？”文侯受这句话的影响，也觉得乐羊做人太没底线，连自己儿子的肉都吃了，无情至此，难以信任。结果乐羊凯旋归来，文侯果然“赏其功而疑其心”。

第二个故事说，孟孙外出打猎，射中了一只小鹿，命部下秦巴西将它抓回去。秦巴西看到母鹿跟在后面苦苦哀啼，感到于心不忍，便将小鹿放还给了母鹿。之后孟孙向秦巴西讨要猎物，秦巴西回答说：“余弗忍而与其母。”孟孙大怒，赶走了他。三个月，孟孙忽然又把秦巴西召了回来，而且还让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有人问孟孙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夫不忍鹿，又且忍吾子乎？”

讲完这两个故事后，《韩非子》评论说：“巧诈不如拙诚。”认为乐羊巧诈而见疑，秦巴西拙诚而益信。这说明，巧诈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短期内虽然能够得手，但长远来看早晚要遭殃；拙诚在短期内虽被看作迂腐，但长远来看，这类人更少受到猜忌。历史上，那些权谋之士大多不得善终，而老实人们却得以颐养天年。然而有人却不能领会这个道理，故而求福反得祸，此人便是“深知术数”的晁错。

汉景帝诛杀晁错只是一时的失误吗？

《史记》与《汉书》都有《晁错传》，前者略而后者详。在司马迁看来，晁错是一个喜欢玩弄权谋、公报私仇、无事兴做以邀宠的人，说他“变古乱常，不死则亡”，最终被汉景帝拿来当替罪羊，实在是咎由自取，这大概代表了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的价值观。

在《汉书》里，班固则为晁错进行了平反，说“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此人“于国为远虑，而不见其身害”，是舍身为国的忠臣典范。《汉书》里还收录了晁错的多篇奏疏，反映出他在军事、经济、人事等方面的才能，使这个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

然而，无论是《史记·晁错列传》还是《汉书·晁错传》都淡化了汉景帝在诛杀晁错时的城府与心术。司马迁说晁错急于公报私仇，想派政敌袁盎去吴国，以便借吴王之手来杀掉他。袁盎被逼无奈，便施行反间计，对汉景帝说七王之乱的责任完全在于晁错，只要杀了他，天下自定。景帝沉默良久，然后才回答说：“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然而在景帝诛杀晁错之后，七王之乱并没有结束，对此邓公说吴楚造反是蓄谋已久的事，“其意非在错也”；如今景帝诛杀了晁错，做的是亲痛仇快之事，实在是糊涂啊，汉景帝为此感到很后悔。在司马迁的叙述里，晁错死于权力斗争，自己也有责任，而景帝只是一时糊涂，为了天下大局才误杀了他。

《汉书》中在叙述完袁盎进献谗言之事后，又说过了十多天，丞相青翟等上书弹劾晁错，说他离间君臣，欲割地予吴，是“大逆无道”，根据律法应处以腰斩，家族之人皆弃市。汉景帝见事实确凿，便批准了群臣的请求。如此说来，晁错被杀乃是顺天应人的合法之举，汉景帝并无过错。然而，从《史记》与《汉书》在其他地方的描述来看，晁错实在是汉景帝的替罪羊，晁错以术数来教导汉景帝，汉景帝便用权谋来回馈他，不仅杀死了这个老师，而且还将变更祖宗之法、激起七王之乱的罪责全部推给对方，其帝王心术，隐蔽而难知。

汉景帝是一个城府很深的皇帝

东汉人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揭露过汉景帝的，但由于受到了官方审查，所以《景帝本纪》才写得那么简略。然而，从遗留下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汉景帝是一个刻戾忍杀之人，这点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早已说过。

景帝在少年时就因博戏而击杀了吴国的太子；继位后不仅没有因愧而加恩于吴王，反而还要暴力削藩，乃至于激起兵乱；战争期间，他曾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敢有议诏及不从命者，皆腰斩；周亚夫为有功之臣，却因小事而被逼迫自尽；梁孝王为同母之弟，终因饱受猜忌而忧死。对于景帝来说，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杀掉一个晁错也是可为之举，更何况还可以拿他来当替罪羊，掩盖自己的过错。

在汉文帝当政的时候，晁错就曾多次上书请求削藩，然而并不被采纳。文帝鉴于诸吕之乱才刚平定，国家急于休养生息，不能再轻易动武，故而对贾谊和晁错的削藩之策都置之不理。然而文帝其实早已心中有数，未曾忘记要防范吴国。当时吴王已年老，故而文帝赐其几杖以抚慰其心，欲待吴王寿终，诸侯群龙无首之时，再议削藩之事，这便是老庄所讲的“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文帝在临终之时也不忘留一手，他告诫景帝说：“即有缓急，周亚夫可任将兵”，可见他早做好了和平削藩与武力削藩的两手准备，力求通过稳当、渐进的和平方式来消除藩镇的隐患，迫不得已时才使用暴力，并非姑息纵容，无所作为。

然而汉景帝的政治水平却不够成熟，他才刚继位便重用晁错，使其“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在景帝的支持下，群臣都不敢反对晁错的暴力削藩之策，唯有窦婴与之相争。晁错不顾吴王已经年老力衰的事实，依然迫不及待地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主政不到三年就接连对楚、赵、胶西等国动手。吴王恐削地无已，惊惧之下便起兵造反了。

汉景帝与晁错不顾祖宗之法，四处出击，暴力削藩，给诸侯造成一种“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贼，变更律令”的印象，所以七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央，这超出了景帝与晁错的预估风险。在地方，人们指责“御史大夫晁错营或天子，侵夺诸侯”；在中央，群臣怨谤晁错误国误民，就连晁错的父亲也说他：“侵削诸侯，疏人骨肉”，要为七王之乱负责。在这种困境之下，景帝与晁错君臣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汉景帝最终选择拿晁错来当替罪羊

晁错早年“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深谙法家权谋之术。他曾上书说：“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所谓的“术数”就是临制臣下、听言受事、安利万民的“君人南面之术”。晁错认为“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为此他要做帝王师，欲教汉景帝权谋诈力之术。

汉景帝对于晁错来说可谓是青出于蓝，早在做太子的时候就与晁错密谋削藩；才刚继位不就，他就任从晁错更令三十章，不守祖宗法度。在激起七王之乱后，眼看内外怨言不断，晁错与汉景帝就互相推卸责任。晁错在这时耍了诡计，他说：“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这等于是把汉景帝抛了出来，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他是激起兵乱的主要负责人，是他变更了祖宗法度，迫害了宗室亲族，更破坏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是历史的罪人。

汉景帝很快就看出了晁错的阴谋，所以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袁盎来进言的时候只说：“独有斩错”，则天下自定；然而景帝却在十多天后，又令丞相等人上书，控告晁错“亡臣子礼，大逆无道”，不仅腰斩了他，而且还族灭了晁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倘若景帝诛杀晁错只是为了讨好诸侯，何至于诛他九族，并且扣上无君臣礼、大逆不道的罪名？显然，是晁错耍权谋诡计，犯了景帝的大忌，所以才借口“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而杀掉了他。

由此可以看出汉景帝的城府极深，他一继位就把晁错推到前面，让他来承受变革祖制、暴力削藩的骂名；待七国兵起，晁错已无利用价值的时候，再借故把他杀掉，并将一切恶名都推给他，让人以为激起兵乱的责任都在晁错，景帝只是一时被蒙蔽了而已。当邓公来说诸侯之乱“其意不在错”时，景帝又假装幡然醒悟，故作姿态地说：“公言善，吾亦恨之。”然而他始终不给晁错平反。

晁错可谓是“巧诈”之人，在顺境时他的诈术为景帝所需，故而被委以重任；而在逆境时，一旦他耍诈，必定会引来君主的猜忌，并且最终酿成杀身之祸。《君主论》说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大臣们常常像狐狸一样觊觎着权力，而君主则像狮子一样敏锐地防范着狐狸，这种权力游戏正是晁错悲剧发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