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天津的护城河上冻上了厚厚的冰层，而东野仅仅用了不到30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城，这让身在北平的傅作义将军也生起了起义的想法，在通过女儿付冬菊与共产党的多次沟通后，宣布起义，北平得到了和平解放的局面，新中国的建立指日可待。

此时的党中央为了能够建立起一个新中国。早在1948年5月1日，中央在西柏坡便提出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当时如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众多民主人士相继来到北京。

书信邀请被拒绝

但中央认为在这些民主人士中，有一个人最为关键，她就是宋庆龄。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的夫人，而且还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宋庆龄却公开发表了一篇演讲《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痛斥蒋介石的反动。所以邀请参加新政协，在党中央看来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在开国大典中，没有宋庆龄的参加，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遗憾。

而当时的上海还并没有解放，如果直接派人去上海，可能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商议下，决定将邀请信发送到香港，让香港的地下工作者前往上海，将这封信交给宋庆龄。

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发出邀请信，在电报中，言辞十分的恳切：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磋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周恩来将这封电报交给了潘汉年和刘晓，并在电稿中加上一句：“

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之后在香港的著名地下刺客华克之从潘汉年手中接受任务后，来到宋庆龄秘书柳无垢的住宅，将信件交给了柳无垢。

青年时期的宋庆龄

当宋庆龄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封电报后，内心久久难以平静，但宋庆龄经过多方面考虑之后，却并没有接受这一邀请，便在2月20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回信，信中是这样说的：

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的极其友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谨祝敬礼！

一个月后，中央的五大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乘车进了北京城，住在了香山别墅，此时在香山这个院落中，他们读到了宋庆龄的这封来信。

宋庆龄她这么做，也是有自己的苦衷，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宋家亲人，除了幼弟宋子安以外，其余都追随蒋介石站在了反革命的一面，所有的亲人也都想请宋庆龄作为代表与共产党谈判，也被宋庆龄拒绝。此时的宋庆龄无论对任何政府的政事都不愿再参与。

毛主席收到宋庆龄被拒绝的消息后，也认为此时宋庆龄的拒绝也符合情理，但仍没有放弃，决定在解放上海之后再作打算。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渡江战役，南京解放，不久后，上海也相继解放。就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城中，曾尝试征用宋庆龄的住所用于宿营，不知道房屋主人官兵宣称："连长命令我们住这里，为什么不能住?……如果下午四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兵来搬走东西"。

在一番争吵后，陈毅市长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和潘汉年来到了宋庆龄的住所，看到国母安全无恙，陈毅行了一个军礼：“孙夫人，你好！”在一番交谈之后，也派出警卫部队为宋庆龄站岗放哨，这让宋庆龄很是感动。

邓颖超赴上海邀请

此时虽然将宋庆龄保护起来，但毛主席在第一轮邀请无果后颇为着急，还是想邀请宋庆龄北上的事情，可派谁前往邀请却成了一个问题。

周恩来与毛泽东说：“马上要建国了，我想亲自前往上海一趟，将孙夫人接到北京来。但最近事务繁忙，根本走不开啊。”

毛泽东说：“我想还是派一位女同志去接吧，这样可能更有共同语言。”

周恩来便推荐由自己的夫人邓颖超担任这项任务：“主席，那就派邓颖超去上海接孙夫人，可以吗？”

“她最近不是身体不适吗，还是让别的同志去吧。”

“我看还是等她完成这项任务，再让她好好休养吧。”周恩来总是将工作放在首要位置。

“我看可行，如果顺利成行，将来孙夫人离开时，可以让我夫人去送行。”

“我请你写一封亲笔信，让邓颖超带给孙夫人，这样更合适。”

就这样，毛主席和周恩来经过商议之后，决定由邓颖超前去。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之前曾做过宋庆龄的秘书，所以由廖梦醒作为陪同。

6月25日，邓颖超和廖梦醒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到了上海，邓颖超认为自己直接拜访宋庆龄有些唐突，便请廖梦醒先去宋庆龄家中拜访。

廖梦醒一见到宋庆龄后就叫了一声：“Aunty！”宋庆龄发现是廖梦醒，便笑了起来，廖梦醒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

宋庆龄也明确地说：“不是我不愿去北京，北平是我的最伤心之地，我怕来这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因为北京是孙中山去世的地方。孙中山前往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和谈时，宋庆龄在卧榻之侧见到丈夫离世悲痛欲绝。从而一提到那地方，宋庆龄的内心就会有一种伤感和拒绝，之后也再没有去过北平。

几天之后，邓颖超收到宋庆龄的请柬，在廖梦醒的陪同下来到了宋庆龄的住所，提出宋庆龄应邀北上，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此时邓颖超见宋庆龄很难受邀，便将毛主席的亲笔信拿了出来，表示真诚的希望。宋庆龄看到毛主席的信件，信中写到：

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之后又拆开了周恩来的信件，信中写到：

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而宋庆龄也只说到：“这件事，容我再仔细想想。”。

当时的宋庆龄正在遭受着荨麻疹的困扰，一旦发作，她就只能放弃所有的工作，抱着热水袋在床上躺着。并且提出希望能够前往苏联治病，并在苏联工作一段时间。

当晚，宋庆龄热情地款待了邓颖超，邓颖超也很清楚宋庆龄的性格，在饭桌上邓颖超便不再提及此事。当晚，邓颖超将宋庆龄的情况通过电报发给了毛主席，并表示宋庆龄对自己非常热情，所以还是有一定希望，只是还希望下很大的努力。

而7月1日，周恩来发电报给邓颖超：

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我军解放上海后，由于不熟悉情况，致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

周总理还在电报中告诉邓颖超，要妥善处置宋子安的房产：

孙曾托史告我们，宋子安为其幼弟，孙屡劝子安勿回国随蒋、宋、孔等做事，子安因此留美未归。现上海爱棠路一百九十号为宋子安私产，已为人民政府接收，孙意对宋子安应与对蒋、宋（子文、子良、蔼龄、美龄）、孔等加以区别，方使子安觉得孙话果有出路。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

周总理在电报中也关切地进行了列车部署：

长途旅行，宋庆龄病体难支，“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

之后邓颖超和廖梦醒多次来到宋庆龄家中，在一番劝说后，宋庆龄的态度也变得缓和，最终同意北上：“颖超啊，我决定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我们一起去北平吧！

但宋庆龄紧接着提出中央必须答应她三个要求：

一． 自己到达北京时不举行欢送会。

二． 希望可以单独同张治中将军谈话，并对留在北平的南京谈判代表表示敬意。

三． 事先不通知任何人，也不能派任何人到车站迎接。

对于这三点要求，邓颖超表示十分的理解，将这个请求发电报给周恩来。周恩来认为，这三个请求中的前两个完全可以做到，但第三条……如果不派人迎接，未免有些失礼。于是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拟定了一个迎接人员的名单，由宋庆龄来从名单中圈定最终的人选，只让这些人前去迎接。宋庆龄也表示同意。

当周总理拟定好这个名单之后，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看笑了：“这个名单之中怎么没有我啊！”周总理认为毛主席身为国家主席，每日日理万机，在国家百废待兴时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去接待宋庆龄似乎有些不妥。但毛主席坚持说，宋庆龄先生对党和国家是有大贡献的，自己应该前去迎接：“宋庆龄是我国的杰出人物和女性。她能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决裂实属不易。我去车站迎接，也实属应当。”最终周总理在名单上加上了毛主席的名字。

临行前，邓颖超也委婉地问宋庆龄：“北上的路上会途径南京，要不要去拜谒孙中山的陵墓？”

宋庆龄叹了口气：“不用了，去了也是徒增伤感。中山先生在天上看到今天中国革命胜利，想必也会非常欣慰了。”

当时的宋庆龄由于病痛，难以长途奔波，当听到周恩来为其安排头等卧车后，内心非常愉快，当时宋庆龄的计划是7月10日动身，在北平住半月到一月，参加完新政协会议后返回上海。宋庆龄告诉邓颖超“在8月6日要回上海为姨母祝寿”（而这也是宋庆龄不愿在北平久居的一个说辞）。但现在宋庆龄最想知道的是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因为他并不想久居。于是便决定在8月6日之后再行启程。而新政协的会议也调整到了九月初举行。

就这样，最终根据宋庆龄的情况，上海铁路局为其准备了头等卧车，于8月26日启程。而在北京周总理也准备了方巾巷44号的二层洋房，作为宋庆龄的居所。

经历两天两夜的行驶之后，8月28日下午4点15分，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宋庆龄的专列缓缓进入北京车站，此时有50多人在站台上翘首以盼，让宋庆龄没有想到欢迎场面如此盛大。

宋庆龄刚刚走下车厢，毛主席就主动上前迎接，握着她的手说：“欢迎你来北京，这一路上可是辛苦你们了！”

宋庆龄内心十分激动地说：“我还要感激你们的邀请，趁此机会我要和你祝贺，祝贺共产党在的领导下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周恩来也上前与宋庆龄握手，宋庆龄微笑着说：“我要感谢你派夫人邓颖超来接我。”

“欢迎孙夫人和我们一起建设领导新中国！”

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毛泽东事务繁忙，能会见民主人士的时间更少，当时不知有多少名动天下的鸿儒都齐聚在北京城中，可毛主席也基本没有时间与他们见面。但在这么繁忙的工作中仍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宋庆龄，足可见毛泽东对她的敬重。

宋庆龄这次到北京之后，发现北京和1925年来时的北京完全不同，之前的北京是帝国主义争夺权力的地方，是孙中山去世的地方，一切都散发着权利腐朽的气息。而这次再来北京，却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城市，是新中国的诞生地，是影响一个国家命运的城市。

9月21日，她与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高岗被当选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在开国大典上，宋庆龄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也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刚刚建立，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中，宋庆龄一再表示“儿童是未来的希望，只有保证儿童健康顺利成长，才能保证国家的长远发展。”并且不断呼吁社会保障妇女的基本权利，在她的推动下，妇女和儿童都受到了格外的重视。

四次申请入党

但此时的宋庆龄身为国家的副主席，但却始终以党外人员的身份来做事，她虽然为共产党做了很多的贡献，但也一直想入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她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来自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也为了继承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战略决策。

1950年3月，宋庆龄第一次向党中央写信，在信中谈及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交往，表达自己想要入党的意愿。这封信是宋庆龄第一次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而党中央对宋庆龄的这一请求讨论之后，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复，这一次的入党申请就不了了之。

两年之后，1952年10月，这一次宋庆龄认为自己之前入党的意思可能并没有表达清楚，于是便直接写信给毛泽东，第二次表达了自己想要入党的意愿。毛泽东在收到信之后，被宋庆龄两次入党申请所感动，如果再搁置可能不妥，便将宋庆龄找来谈话。毛主席坦诚地表示：

庆龄同志，你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曾经是我和中国共产党敬爱的偶像。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我在党内已经说了：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向宋庆龄同志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指沈钧儒）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宋庆龄对于党中央这样的安排也表示服从。

其实毛主席说这样的话，也有一定程度的考虑，毕竟国家的利益大于党的利益，当年为了和蒋介石保持很好的合作，也多次表示像叶挺、邵力子等人以党外人员的身份工作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虽然宋庆龄的身份一直都是党外人员的身份，但毛主席和所有中央领导都将其视为党内同志，在工作中都会同她一起商量，征求意见。很多党内的会议也邀请宋庆龄参加。这时的宋庆龄虽然并不是正式党员，可在工作上已经有了党员应有的地位。

又过了五年，在1957年4月28日，刘少奇前往上海视察工作，当时他专程前往宋庆龄的住所前去探望。在交谈的过程中，宋庆龄第三次向刘少奇明确提出想要入党的想法。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将此事汇报给了中央政治局，而政治局对于宋庆龄第三次提出入党的请求，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则倾向于吸收入党，然而在权衡宋庆龄入党后对党事业的得失之后，毛主席表示自己更倾向于宋庆龄继续留在党外，便于宋庆龄为党工作。

刘少奇再次来到上海，向宋庆龄转达了中央的决定，并语重心长的对宋庆龄说：

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

就这样，宋庆龄第三次的入党意愿又没有通过。

直到1981年春天，88岁的宋庆龄患上了慢性白血病，在病床上的宋庆龄依然忙于工作，导致病情越发的严重，此时的宋庆龄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便再一次表达了自己想要入党的愿望。

王光美决定到医院进行探望，在探望之前，特意去中南海见了胡耀邦，问胡耀邦：“如果宋副委员长现在仍然要求入党，中央是否会批准？”

而胡耀邦也表示：“如果她现在还有要求，中央一定会给予考虑。”

王光美在探望宋庆龄时，亲切的握着已经不能说话的宋庆龄双手：“我记得您曾经提出过入党，不知现在是否还有这一想法？”

宋庆龄对王光美点了点头，王光美又问了三遍，宋庆龄接连点了三次头。王光美当即给胡耀邦接通了电话，将宋庆龄的这一想法反应给了胡耀邦，经过党内人士的一番商议后，决定同意她的入党请求。1981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并授予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几天之后，邓小平来到医院看望宋庆龄，告诉她党中央所作出的决议后，宋庆龄也非常的欣慰，她可以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去告慰孙中山的英灵。

半个月后，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怅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的国家，而她的党龄仅有15天，但为共产党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宋庆龄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亲自致悼词：

宋庆龄同志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宋庆龄虽已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革命精神，却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像一盏明灯一样，让更多的后代为国家和民族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