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白居易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唐代诗人，他字乐天，这似乎也预示了他乐天派的性格。他从不在意名利得失，在人生经历中，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抱怨命运多舛。

白居易的诗集在唐代保存的较为完整，他虽然有才，但并没有因为壮志难酬而深入其中，他关爱天下，关爱黎明百姓，热爱大江大河，他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一生并未沉浸在渺茫的期盼中，也不沉溺于卑微的幻想里，而是活在火热的现实中，感受人间烟火气，他热爱百姓，他明白任何江山的基础，都是这个国家的人民。

白居易的诗句，因为特有的乐天特点，受到日本民众的火热追捧。一时间，白居易简直成了他们的公民偶像，同样，白居易的诗句在日本脍炙人口。

诗句老少皆宜，通用性较强，且乐天主义

白居易的诗可谓是“老少皆宜”，他在进行诗文创作的过程中，通常从充满了人情意味的现实生活中，找到打动人心的题材。

他既不看前人的远古诗篇，也不了解近代食品的流行趋势，他只是根据自己的想法，根据自己的意念，将自己真正的所思所想展现在他淋漓尽致的诗句中。

这是一种独特的境界，也是白居易的独立境界，他不需要任何人来参与到他的吟诗创作中。

但这种诗句又有它独特的特点，不但谁都读得懂，也谁都愿意读。他的诗句多种多样，并且采取具有一定趣味性的语句。

他的诗篇在王公贵族之间流传，也在平民百姓之间流传，寺庙中的僧侣，愿意把他的诗句贴在寺院墙上，青楼中的歌妓，愿意将他的诗句作为吟唱曲目，家中的老奶奶，愿意将他的诗句当成歌谣讲给孩童听，宫中嫔妃，也愿意听听他的《长恨歌》，仿若身临其境。

白居易的诗歌多种多样，包容性极强。他在年轻的时候，更喜欢创作展现其政治理想的诗句，但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他开始了解到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并且在日常工作中不断践行这句话。

他愿意改变自己，也愿意赞美他人，他愿意赞美清晨的露水和傍晚的晚霞，也愿意感慨刚出生的婴儿和即将离世的老人。他是一位神奇的诗人，他只需寥寥数语，就可以将一个人的一生描述清楚，可以带给人们极为震撼的精神体验。

在当时白居易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他有一大批粉丝，这是因为他的诗词用语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并且他的粉丝团体覆盖率非常广泛。年近花甲的老人家，蹒跚学步的小娃娃，王公贵人聚集谈会，山野乡下人们把酒言欢，任何人，任何地点都可以吟诵它的诗句，并且毫无突兀感。

阳春白雪，皎皎明月，闪闪明星，春花秋月，何不是他的浪漫题材呢！日本文化起源于我国，因此他们对于这种优美的诗句有极大的赞赏性。

当时中国边疆处于战乱，许多诗句都是忧国忧民的文化氛围，但是日本人民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享受生活，而白居易的诗词，更加符合他们的兴趣特点。

白居易的诗词被引渡到日本的各类文化经典中，成为典型的文化作品，他就像一位中国的老师，受到日本学生的尊敬。

日本汉学家大江维时编纂的唐诗名句选《千载佳句》中，收录唐诗1110联，仅白居易一人之诗就占了535联。

据日本《文德实录》记载，大约在9世纪初，白居易诗歌就已经传入日本，深受日本宫廷的喜爱，因当时其诗集还比较稀缺，以致竟有官员因献白诗而获提拔。

嵯峨天皇将《白氏文集》视为“枕秘”，爱不释手，在宫中专门设立侍读官开讲《白氏文集》。此后，《白氏文集》成为几代天皇的修身课程。

同时期两国的政治环境相同，对于白居易的诗歌产生共鸣

白居易所在的历史时期，是一个较为动荡的时间段，当时较为繁荣昌盛的唐朝正处于发展顶峰，但随即就开始不断衰败。

当时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在逐步瓦解，各大武家政治团体不断分割皇权，皇帝权利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减弱，只有虚名的大臣们，并不敢反抗具有实际权利的家族，因此只能附庸在具有实际权力的人们身边，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做一件事。

而日本平安时期，也是一个文化过渡时期。当时日本处于太平盛世，整体繁荣程度可以比拟中国唐代。但是在奈良末期，整个社会的发展情况开始走下坡路，整体来说两个时间的历史情况有些相似。

白居易是生长在晚唐的末代诗人，经历了安史之乱，也经历了朝代不断衰败的整个过程。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官吏，在历史潮流中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但是却不敢受到了波动的朝廷带给人们的不良影响。虽然没有丧失生命，也没有穷苦过度，但是在这个跌宕起伏的时期，人心不稳是必然的发展状态。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白居易依然能跳出人生疾苦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到热情的事物，也是非常不易了。

在平安时期的日本，当时的日本人民所经历的事情和白居易有很大形象，因此他们的心境也和白居易相同。这让当时的日本人民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认为白居易很懂他们的处境，因此愿意崇尚他的诗句。

平安时代的知名学者庆滋保胤描述他一天的生活：吃饭、读书——着重读白乐天的诗，这种生活状态也反映出了整个日本民间对白居易的爱重。

诗文通俗易懂，亲和力强

白居易是一位高产型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大概3800多首诗文，并且有各种各样的数据类型。

他擅长写讽刺类型的诗句，他自己说道：

“其字序言：关美刺者，谓之讽喻；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

这句话显得非常俏皮，似乎也展现了他乐天派的性格，即使是讽刺类型的诗句，所采用的写法和所表达的意语，也是赞美类型的，这足以见得白居易的特色所在。

白居易的诗句风格非常自然，他喜欢体现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这非常符合日本平安时期文人的情感特点，因此日本人比较容易接受白居易风格诗句。日本文人也喜欢从生活中发现感慨的题材，从而应用到文学创作中。

平安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白居易的诗歌广泛流入日本

在当时，中国文学给日本文人带来了极大影响，西方文化的流入和东方文化的渗透，使日本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当时的王公贵族，都开始使用汉语言文学来进行书写工作，汉字是成为当时流行的作诗形式。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频率不断加强，白居易的作品也广泛流入日本境内，这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白居易的诗句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又和当时日本国内处境极为相似，极为符合日本人民的内心情感状态。

虽然是外来作品，但是受到了平安时期日本人民的大力推崇，这不但丰富了日本文化，还提升了日本文学的丰富性。

许多古籍都有记载嵯峨天皇对白居易的喜爱，比如他将《白氏文集》藏与秘府，视为枕秘，比如他在位期间日本宫廷设置了《白氏文集》的侍读官，白诗成为了天皇的必学科目。

白居易作品中所出现的情感，和日本当代的文化背景极为相符，这也使得平安时期的日本人民更愿意阅读白居易的作品，也更愿意流传白居易的作品。

在当时白居易的讽刺诗也广为流传，其既能体现出人民的艰苦生活，也能够展现白居易的政治理想。这些诗句来源于生活，描写着生活，展现了当时黎明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百态。

当时刚刚步入官场的白居易，怀着极为远大的理想抱负，但是见到不聊生的景象，内心既感到困苦，又感觉应当纪实描写，不必夸大说词。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结论

在平安时期，日本文坛广为流传的白居易作品，给了日本文化极大程度的启发和推动。白居易的诗词作品对日本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影响，不但是其诗句内容的创新和乐趣，还因为他的创作背景和描写内容，与平安时期日本民生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相似程度。

因此，实事求是的白居易作品，成为平安时期日本民众极为追捧的文学作品，获得当时日本人民群众的传颂，也展现了符合日本人民文学价值观的思想理念，其受到日本民众追捧也是意料之内的事情。

参考文献：

《新乐府序》

《长恨歌》